余贲民可以说是革命军中的元老了。他1888年出生于湖南平江县城关镇的一个木匠家里，参加过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中担任过平江县雪耻会长，1922年任农会主席时，在长沙由毛泽东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秋收起义时，他是副师长、前委委员。

　　毛泽东来到井冈山后，便开始考虑起关系到部队命脉的给养问题来，这个问题直接影响到部队能否在井冈山站住脚，扎下根。一天晚上，毛泽东把余贲民请进了八角楼，向他征求意见：“袁文才支持我们在这里设立留守处，解除了我们的后顾之忧。不过，队伍不能就此按兵不动，还得继续扩大我们的地盘。但是后方的经济工作也很重要，既然是一个‘家’，就得有经济来源。我想把你留在后方搞经济工作，筹建一个被服厂，怎么样？”

　　一位曾率领千军万马的师级干部，一下子变成了小小的被服厂厂长，这不是大材小用了吗？但余贲民没有时间去考虑这些，他一心想的是履行一个共产党员、一个高级军事指挥员的职责，那就是“服从组织，执行命令”。余贲民二话没说，愉快地接受了任务。就这样，余贲民成了筹建红军被服厂的总负责人。

　　接受任务后，余贲民来到了位于黄洋界山脚下的桃寮村，可是，当时厂房、人员、设备、资金等等都一无所有，真可谓是白手起家啊。

　　余贲民首先将有80平方米大的张家祠选作厂房，然后从遂川县赤卫队挑选了十多名会做裁缝的队员。不久，红军从遂川、永新缴获了6部缝纫机，还有一批棉花和布匹。工人们采取手工操作与机器加工相结合的方法进行生产，借老乡家的门板做工作台，用五倍子、茶子灰制成复合染料。就这样，红军的第一家被服厂正式成立并开工了。

　　第一批军服出厂了，有棉衣、棉裤、棉被，还有绑腿、米袋、子弹袋等等。时值井冈山天寒地冻，红军得到这一批冬装的补充，真如雪中送炭。余贲民看着战友们分批穿上了红军自己设计、自己加工的军装，心里说不出的高兴。

　　又一批军服出厂了。留守处主任杨立三知道余贲民有严重的风湿性关节炎，他对余贲民说：“这套棉衣棉裤和棉被就给你留着吧，不能老这么熬下去！”

　　“还是先满足前方战友们的需要，我这点困难算不了什么。”余贲民婉言谢绝了。

　　杨立三又做了不少的动员工作，但不管他说什么，余贲民就是不肯接受，最后硬是把这套冬装退给了留守处。

　　随着人员、设备的增加和工人积极性的高涨，被服厂的生产效率也成倍增长，日人均产量由1.5套上升到了2.5套，这时，原料供应不上，成了影响生产的关键问题。

　　为了突破这一难关，余贲民带领几个干部来到了遂川县，希望得到县委和红军的支持，解决被服厂的原料问题。行至草林圩，他们被工农革命军发动群众的热烈气氛所吸引。草林是遂川县一个较大的集镇，这里有110多家店铺，其中土豪兼资本家就有15户。工农革命军遵照遂川县工农兵政府的告示，对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其城乡财产一律没收。除布匹等军需物资是红军所有之外，其它财产都分给了当地的贫苦农民。

　　工农革命军在草林的这一革命举动，所获得的棉布就有900多匹（一匹合5丈）。这些棉布由余贲民组织农民运往井冈山，为红军被服厂储备了充足的原料。

　　余贲民后来还担任过中共湘赣边界特委委员，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财政部长兼红四军军部财务总管。这时的余贲民成了名符其实的红军“管家”。地方和红军打土豪收缴的金银，统一由财政部管理调配，而那些金条、金砖、金镯、金戒指等，都由余贲民用一个木箱亲自保管。可是，就是这样一个“财神爷”，连一双6角钱可以买到的雨鞋都舍不得买，一年到头就是一双自己编织的草鞋。在井冈山，他与桃寮村的一位姑娘相爱，快要结婚了。岳母要他送一枚戒指给女儿作为信物，他断然回答说：“我这里是有不少的戒指、金条等，但这些都是公家的，半个我也不能动。”岳母见如此，叹道：“你们红军的官呀，我算是服了。”最后只得作罢。

　　遗憾的是，1933年底，余贲民因积劳成疾，在江西省万载县病故，时任湘鄂赣省委军事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