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贻孙才高气锐，誓死不作“应酬诗文”，但对劳动人民的疾苦却十分关注，不断流于笔端。他长期避乱于乡村，以“水田居士”、“水田道人”自居，有机会接触社会最低层的百姓。科举考试的失败使他更能客观认识统治者的腐败，个人的饥寒交迫使他更能体会到人民的疾苦。他虽然是一介书生，但心系国家，关注民生，曾多次上书当权者，冒死为民请命。崇祯十七年甲申（1644年），吴三桂引清兵败李自成于一片石，不久清兵进入北京。十月，清世祖福临在北京登位，称顺治元年。当时，江西仍在明朝辖区内，但已兵患四起，人民苦不堪言。面对现实，贺贻孙上书《甲申代上三院论永新不宜总镇驻扎书》，指出永新察院司为重镇衙门屯三千兵于城内，导致百姓惊恐，民不安身。他在上书中写道：“今欲置总镇于永新，以十室之城，而屯三千大兵，则兵多于民，将多于官，营垒多于比屋，军需多于正供，犹以漏舟负万石，中流而遇逆风也，倾危必矣！”他以此书建议将城内驻兵撤走，以保百姓安宁。贺贻孙的许多诗文，都是反映战乱时代的现实和广大人民群众所遭受的苦难，揭露了封建官吏的暴虐，表达了人民群众心中的愤恨。他在《崇祯甲申为永新漕米新派上三院两司启》一文中写道：“迨至逆献犯境，首罹凶锋，屠戮者数千人，焚劫者数百族，搜求遍于鼠穴，虐焰逼于蚁封。家破城亡，满目惟见狐兔；魂惊胆破，相逢皆是豺狼……。敲骨则骨已枯，剥髓则髓先竭。”残酷的战争，加之连年的水旱虫灾害，使劳动人民的生活陷入十分悲惨的境地，他在一首叫《野哭》的诗中以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写道：“哭声连夜近，焚纸又招魂，何事人烟薄，都为鬼火昏。归鸦失故苑，嘶马绕空村；我亦愁人侣，伤心早闭门。”这些诗文，深刻反映了明末清初前后20多年战乱频频，生灵涂炭，满目疮痍的社会面貌，反映了人民群众干戈乱离，人命危浅的现实，读之凄切哀悯，含隐无穷，令人肝肠寸断。可以说，贺贻孙的许多作品是当时历史的真实记录，称得上“史诗”。

　　贺贻孙是一个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人。他生活在一个凄风苦雨的年代，他的刚正不阿、特立独行的性格注定不会被命运所青睐。他早年经历了科举考试失败的痛苦，中年前后，经历了“时值国变，三灾并起”的苦难现实，先后多次携家带口躲避战乱，度过了二十几年流离颠沛的生活。进入老年后，又经历了母、妻、弟、子先后去世的家庭不幸，但他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永不气馁、永不停息、永远进击。他以顽强的毅力，克服了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坚持著述五十余载。直到八十三岁高龄，他还在伏案修改整理自己的作品。反观贺贻孙的一生，使我想起一句名言，叫做“有人忙着活，有人忙着死”，对于那些醉生梦死的人而言，生命就是一场逐步走向死亡的过程，而对于贺贻孙这样有思想有追求的人，一生都在奔忙着、奋斗着。他虽然没有获取到功名，但他给后人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他的一息尚存，奋斗不止的精神永远激励着后人。文如其人，他的大部分作品都是积极向上的。虽然他的一些作品是有感而发的，但也并不仅仅是对现实进行自然主义的描绘，他所凸显的重点是对这个黑暗社会的控诉，是如何与多舛的命运与苦难的现实作斗争，是一个知识分子的良心与责任。他的一些作品虽然流露出凄婉哀怨的悲情和对社会现实的无奈，但也留下了许多充满阳刚之气的战斗诗篇。如“丈夫重义气，要令侠骨坚”，“百折气不回，宁为中原鬼”，“夜空咄咄梦冷冷，杯长看剑影犹横”等,一股大丈夫的豪气跃然纸上。清军入关后，贺贻孙面对大好河山被清兵蹂躏践踏，他在一首叫《漫兴》的诗中愤然写道：“钢刀掷地，锈血模糊成恨字。借问谁仇？掌大河山不掩羞！眼光如电，不见英雄尘土面。却向吴门，泪洒西风古侠魂！”这些雄浑沉郁的诗篇，凄婉中透着冷傲，悲情里挟着豪迈。直至八十四岁高龄，他已感到生命的不支，但他到死也不服当朝统治。临终前，他交代家人备好了八根两米长的条石，死后悬棺而葬。实现了他“生不服朝，死不服土”的铮铮誓言。

　　“贺良翁祠”原为明朝大学士解缙题写，后因祠堂失火，匾额被毁。此为宗祠重建时，族人请贺贻孙补写的匾额，故此匾无落款。为贺贻孙真迹。

　　贺氏是永新望族，此为明朝大学士解缙为贺氏宗祠填写的匾额，现悬挂于永新县沙市镇下坝村“贺良翁祠”厅堂。“止善堂”三字为解缙真迹。

这是永新县志记载的贺贻孙传，现悬挂在贺贻孙纪念堂正厅

此为贺贻孙付梓行世的书稿《诗经触义》

此为贺贻孙付梓行世的书稿《易经触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