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永新县沙市镇中居村，贺贻孙于1605年出生在这里。他的大部分著述都在这里完成的。

　　这里原是贺贻孙著述的“敕书阁”，他已成书的梨木刻版三千余块曾珍藏在这里。“文革”期间被毁。1986年永新县政府出资在原址修建了贺贻孙纪念堂，以纪念这位文学家。

此为20世纪90年代重修的贺良翁祠

　　还在孩提时代，我就经常听到大人们津津乐道地讲述着我们贺氏的大学问家贺贻孙的故事。在这些故事中，有其与高僧羽士交往的趣事,有其“骗”得朝廷重臣为贺氏宗祠题写匾额的妙招,有其与贪官污吏、奸佞小人斗智斗勇的传奇，有其去逝时羽化成仙、飘然而去的美丽传说……。总之，在大人们的眼里，贺贻孙是智慧、侠义和正义的化身。长大后，我从1979年出版的《辞海》中进一步了解到：“贺贻孙，字子翼，永新县厚田人（今永新县沙市镇中居村），生于1605年，卒于1688年。明末清初文学家。明崇祯时，与陈宏绪、徐世博等结社豫章。明亡后隐居。康熙时，以博学鸿词荐，削发遁入深山。能诗文。有《诗筏》、《骚筏》、《水田居士文集》等。”循着《辞海》的简介，我有目的地查阅了官方和民间有关贺贻孙的历史记载及其他的部分著述，使我更深刻地认识到，贺贻孙不仅以其诗文华茂、著作等身饮誉文坛，更以其骨气奇高、不畏强权的民族气节受人敬仰。

　　贺贻孙出生在一个封建士大夫家庭。据有关文献和族谱记载：贺贻孙的先祖贺祈年，“侠而好文，富而好义”，是一个文武兼备仁义侠士。曾一次就捐谷五千五百石，救济灾民。明朝英宗皇帝特将贺祈年诏进京师，赐宴招待，颁发《敕江西吉安府永新县民贺祈年》，表彰其捐谷赈灾的义举。并朝封贺祈年等兄弟为“义官”，赐三代免税役。贺祈年特建藏书楼一栋，将天子敕书珍藏，取名“敕书阁”。祖父贺嘉迁，业儒，殚精易义，为人师有声。父亲贺康载，号青园，万历四十年壬子（1612年）中举人，天启五年乙丑（1625年）任浙江西安县令。据清嘉庆《西安县志·名宦》及清顺治《吉安府志·人物志·列传》载，贺康载，任西安县令四年，治政严明，洞悉民隐，兴革悉当，民爱之如父母。后调任山东兖州同知，分管治理黄河工程，政绩卓异。贺康载善诗文，所著诗文多毁于兵，仅有《唾草》、《赋役定义》付梓行世。贺贻孙出生在这样一个家庭，从小备受良好的教育，三四岁时父即授以四书五经，七八岁教习时艺，九岁能文，邑中称神童。从少年起贺贻孙就在“敕书阁”读书作文，耳濡目染先辈们的仁义礼智和道德文章。十五岁开始游伴，十六岁中秀才，二十岁读书禾山甘露禅院。二十一岁随父赴西安县署就读，下帷发愤，无书不读。同时联系当时的社会现实和个人的人生感悟，写出了许多有思想性和艺术性的诗文。天启甲子（1624年）八月，赴省考试，主考丁天行拟录取他为场魁，而副主考认为“文太奇”，被抑为副榜。明崇祯九年（1636年）九月，他再次参加省考试，作《驭宦竖策》一文，主考批阅：此文“挟史迁之笔，抒贾傅之学，纵横捭阖，无拘无束，然文太露也！”认为“此公可作名士，非进士矣！”又仅中副榜。两次考试，一次因“文太奇”，一次因“文太露”，使他无缘及第。不久后，天下已大乱，明朝灭亡在即。在社会动荡的情况下，他弃举业，隐居乡间，以著述为乐，一生笔耕不止。五十多年的著述中，先后出版了《水田居文集》、《激书》、《存诗》、《诗筏》、《骚筏》、《诗经触义》、《易经触义》、《浮玉馆藏稿》、《甘露山房制艺》、《水田居掌录》、《水田居典故》等，文章逾千篇，诗词八百余首，大部分已行梓问世。已出版的书稿叠起来有近两米高，是名副其实的著作等身。这些著述中有诗、史、赋、策、记、传、疏等，还有大量的文学和美学方面的评论。后人评论他“于史有论，于经有文，于士有传，于时有评”。清朝咸丰壬子年进士贺恢在为《诗经触义》作序时，对贺贻孙的著述成就作了这样的概述：“禾川族（代指永新县）子翼先生，等身著述，嘉惠士林。《史论》出，识者拟之苏氏；《激书》出，论者比之庄子；《诗筏》、《骚筏》出，推为风雅功臣；诗古文出，上匹唐宋大家”。因其“诗文华茂”，曾被推荐为豫章结社的领袖。清朝张之洞将贺贻孙视之为古文名家，他在《书目答问》中在“国朝不列宗派古文家集”栏目下，将贺贻孙排在号称“国初三大家”之一的侯方域、饮誉文坛的“宁都三魏”之后，列为第三。贺贻孙的大部分著作被北京、上海、南京、江西、湖南、浙江等图书馆收藏，部分著作已收录《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他的许多诗文散见于已出版的各种《文集》、《文论》和《诗集》中，许多有关治学方面的见解至今被一些学者引用。在1980年出版的四卷本高等院校文科教材《中国历代文论选》中，就有贺贻孙的两篇范文。

　　贺贻孙是一个具有崇高民族气节的人。他生活的年代，正是改朝换代的明清之际，腐朽的明王朝气数已尽，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官场腐败，社会黑暗，民不聊生。贺贻孙虽然饱读诗书，满腹经纶，但英雄无用武之地。在国家处于战乱、社会动荡无序状态下，贺贻孙彻底失望了，毅然放弃举业。但贺贻孙是一个有思想和有理想追求的人，他心高气傲，既不愿意与当时社会的浊流同流合污，又不甘心向命运屈服。在历经挫折、失败和王朝更替带来的种种苦难后，他发出了“吾生不服朝（不服满清统治），死不服土（不葬满清土地）”的誓言！清军入关后的第一道政令是：“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即“剃头易服即可保命”。但贺贻孙以明朝遗老自居，不服满清统治，面对清军政令，他宁愿削发为僧，遁入深山，高蹈不出。清王朝建立初期，为巩固其统治，曾以高官厚禄为诱惑，广泛招揽人才。顺治八年八月，督学使樊缵，鉴于贺贻孙的名望，强以贺贻孙名填贡榜，诱其出山。但他不为所动，等报骑入门，即命家童驱逐之。又过六年，即1657年，御史笪重光慕其“文品高而人品亦高”，以博学宏词特荐贺贻孙入仕，亲戚朋友皆劝其出山。但他愀然曰：“吾逃世不能逃名，名之累人实甚，吾将变姓名而逃焉。”乃剪发衣缁，结茆深山。面对贺贻孙的不领情，统治者并不死心，他们先是以要焚烧他的枣梨书板相威胁，逼迫其参加科举考试。这些枣梨刻板是贺贻孙一生的心血，他视之为生命。无奈之下，他被迫又一次参加科举考试，但只在卷面上应付性地写了几行就搁笔了。他以软抵抗的办法终于使当权者没能实现迫其就范的目的。统治者见软的不行，又来硬的，他们对贺贻孙课以重税，派兵对他隐居的地方进行搜索、干扰、封锁，直至“劫林焚巢”。贺贻孙在《与药地和尚》一文中写道：“二十年内，屡遇兵乱，挥刀折臂，劫林焚巢，已经数死；贪官搜索，罚饷几死……，连年为重赋逼迫，皮碎骨出，又数濒于死……”。统治者逼迫贺贻孙出仕的目的就是要他捐文“颂圣”。但贺贻孙愤然道：“吾决不献媚清廷，投身事敌！”并专门写了一篇《戒作应酬诗文启》以明志。他认为作应酬诗文是“役我性灵，充人筐篚，委文心于粪秽，视老身如贱庸，”是最没骨气的。面对种种威逼利诱，他一次次断然拒绝，终保气节。他在一首叫《杂兴》诗中写道：“劳不息恶木，渴不饮盗泉。所以慷慨士，不忍受人怜。白刃随其后，黄金诱我前。一身且不惜，富贵安足牵！”他宁愿过着“衣短尻寒，无衿可捉；心剜肉尽，有疮无医”的艰难困苦生活，绝不与统治者同流合污。后人评说：“呜呼，公生当明清两朝鼎革之际，入清后，以一明朝遗老，屡辞微辟，削发为僧，入山自匿，其苦心孤谙，乃明朝具有民族气节之大儒也。”（清·同治《永新县志·人物志·列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