裸泳因“裸”而成为禁忌。自古以来禁忌最多、最厉害的两个领域就是性和宗教。今天，宗教禁忌已逐渐被思想禁忌取代，但性禁忌却仍然延续。如果说后一种禁忌的象征是内衣，那么前一种禁忌的象征就是外套。

　　禁忌是被外力禁止、被内心默默接受的事情。并不是所有的禁忌都像给别利科夫那样带来“恐惧”，有的禁忌给人带来的是“羞耻”。性就是给人带来羞耻的那种禁忌。“羞耻”和“罪感”不同，罪感与内心（“痛感”）相关，而羞耻则与视觉（“看见”)相关。羞耻是害怕被人看见不该看见(见不得人)的东西或事情。

　　内衣是这视觉界线上的最后屏障，一般人卸去这条屏障，赤裸裸地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会感觉到无地自容。潘海先生建议，裸泳海滩上不得允许穿衣者进入。确实，在一群人中，只要还有一个人不肯脱掉那件保护羞耻的最后的内衣，其他人就不能毫不在乎地把羞耻心完全抛到一旁。

　　在公共场所裸泳，并不能把“裸”这一私人行为改变为公共行为。无论有多少裸者共泳，他们都会排斥其他不裸的公众。排斥他者、不让他人看见的行为不是公共行为，不应该放到公共生活中提倡。

　　最近几年，在公众视线下，商业的、文学的、艺术的脱内衣，已经不是新鲜事了。这些打破禁忌的事情，也往往被提到“与世界接轨”和“思想解放”的高度。其实，即使在西方，也并非人人都会去裸泳，许多西方人的性观念远比我们那些“敢脱”的国人来得传统。

　　说到脱内衣能解放思想，令人想起了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在那个新世界里，与性有关的事情样样解放，但思想就是不解放。在那里，人人可以脱内衣，但就是不能脱外套。他们甚至都不知道，他们人人身上都套着一件比别利科夫的还要狭窄的外套，一件定制的、非常难脱的外套。

　　脱内衣不只关乎性解放，也关乎人在社会生活中的私域和公域的区别。个人的脱不脱是小事，而维护社会的公、私域区分却是大事。有人认为这种区别是多余的，想方设法要破除这个区别和这二者的界线。上世纪60年代西方的“性解放”就曾天真地试图用“肉体政治”来解决社会不公正、制度非正义的问题。强行消除公、私域的区分，以一个领域代替或宰制另一个领域，即使不造成灾难，也会带来严重困扰。这些都还是不远以前的事情，我们应该汲取它们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