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收起义后，毛委员带领我们向萍乡、莲花、永新一带转移。在永新三湾从组织上进行了改编，建立党的组织，加强了党对军队的领导。同时提出了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那就是部队要担负武装宣传队的任务，向群众宣传我们是代表工农大众利益，反抗统治阶级的革命军队，是一支与旧式军队截然不同的工农革命军队。如果不让老百姓了解我们军队的特点，了解我们与旧军队有截然的区别，我们便无法接近群众，发动群众，没有群众我们就无法存在。当时，我们虽然已经改为工农革命军，打的是五角星加镰刀斧头的红旗，但部队的服装与旧军队没有什么显然的区别。旧军队给老百姓最深刻的印象，是抓■、派差给他们挑东西，拿东西不给钱，动不动打人骂人。老百姓见到“丘八”就要“跑反”，到山上去。这说明群众对军队是非常痛恨和害怕的。我们是工农革命军，但由于新改编过来，没有进行政治教育，觉悟程度不高，侵犯群众利益的事情还是时有发生。每到一处，老百姓往往是十室九空，除留有少数老年人以外，很难见到青壮年人。为了争取群众，必须向群众进行广泛的宣传，宣扬我们革命的主张和宗旨。

　　毛委员根据群众的反映，每天都和部队讲话，要求沿途写大字标语，大家说话要和气，买卖公平，不拉■，请来■子要给钱，不打人，不骂人……。经他经常教育，情况有些好转。可是环境困难，战士们肚子饿了，拿老百姓一个红薯，一个鸡蛋的事还很多。向地主土豪筹款，大家乱拿一阵，有的还拿到贫农和小商人头上去。特别是有一部分同志非常散漫，不听指挥，乱说乱动，侵犯群众利益。那时党员的水平不高，也无法说服和制止这种行为。这些日子，毛泽东同志经常在战士队伍中间行军，一边走，一边和战士们聊天，了解情况，并且给他们讲些必须依靠群众的道理。

　　部队沿湘赣边向南行动，路经江西遂川大汾，遭到敌人的伏击，担任前卫的三营被隔断，继续南去。一营和团部集合起来，决定上井冈山同王佐部队会合。当晚就在荆竹山一个小村子里宿营，毛委员住在一栋土房子里。

　　第二天早晨，部队在村边大路边集合，我们知道今天就要进山了，当时心里说不出有种什么味道，一方面感觉到我们原来人数就不多，加上三营被隔断，显得更少了；另一方面，看样子只有上井冈山，能得个地方休息休息，感到高兴。这时候，毛委员走到部队前面，站在路边的石坎上开始讲话，乱哄哄的三四百人顿时肃静下来。他首先给我们介绍了身边一个身穿长袍头戴礼帽身材不高的人，他是王佐派来的代表，欢迎我们上山的。

　　接着，毛委员简略地介绍了井冈山的情况。又说，今天，我们就要上井冈山，要在那里建立根据地，大家一定要和山上的群众搞好关系，和王佐的部队搞好关系，做好群众工作，没有群众的支持，根据地是建立不起来的。于是毛委员宣布了三项纪律：第一、行动听指挥；第二、打土豪筹款子要归公；第三，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为什么要规定三项纪律，他还进行了具体解释。这一宣布，给我的印象是极为深刻的，到现在还铭刻在我的脑子里。因为我在宣布纪律的前几天，曾经在行军休息的时候，到老百姓地里拾过一个露在地面的红薯。毛委员这一宣布和解释，我才明确地认识到这是违犯纪律的行为。

　　1928年初（应为1927年12月），我们从茶陵撤回井冈山，在茅坪整训。不到一个月的光景，部队去打遂川，在遂川城过旧历年。这期间，毛委员又宣布了城市政策。在这以前，我们曾犯过一些错误，把商人、小贩的货物也没收了，甚至连药铺里称药的戥秤也拿了。毛委员发觉这些情况后，立即作了纠正。他指出：我们反对封建剥削，只能没收地主的财产，保护工商业利益。如地主兼商人，就只能没收封建剥削部分，商业部分，连一个红枣也不能动。如果有些特别坏的土豪必须没收他的商店的话，就一定要出布告，宣布他的罪状。没收来的财物、粮食，尽量召集群众大会，散发给群众，以提高群众的觉悟，敢于组织起来向旧势力作坚决斗争。除了订出这项城市政策外，毛委员还不断找群众谈话，进行调查研究。然后将群众对部队的反映，归纳起来，形成革命军的行动准则。没过几天，毛委员就在遂川城里把部队集合起来，宣布了六项注意：一、上门板；二、捆铺草；三、说话要和气；四、买卖要公平；五、借东西要还；六、损坏东西要赔。他特别解释说：“损坏老百姓的东西，一定要赔偿，虽说打破了旧缸赔新缸，新缸不如旧缸光，但是赔总比不赔好。”当我们把毛委员提出的要求贯彻到行动中去以后，群众的某些不满情绪，也就随之消失了。过去部队一到，群众便逃之夭夭，经过我们广泛宣传和实际行动证实以后，群众再看到我们，不仅不跑，还主动帮助我们调查土豪地主坏分子，配合我们开展工作。从此，便改变了我军同群众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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