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11月，工农革命军第二次打下茶陵县城。当时县委在山上没有下来，我去接头，找到宛希先，问他怎么办？他说，你是工人，首先组织工会。不久，成立了县总工会，接着又成立了各行各业的工会，大家选我当县总工会主席。地点设在江西会馆。这时候县委进城了（县委书记陈韶），设在福音堂。人民委员会也相继成立了，由部队派谭梓生担任县长。其他人员还是用旧的，仍然坐堂审案，派款派捐还靠商会，群众十分不满。宛希先写信把这些情况报告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得知后，立即指示要改变做法，召开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工农兵政府，保卫商店、邮局和学校。后来，茶陵县工农兵政府成立，我被选为主席。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分派人员到城郊农村发动群众，打土豪，组织赤卫队，但没有来得及分田地。不久，敌军压境，我军撤退，茶陵县被敌人占领，当地赤卫队200多人也只好上了井冈山。部队在撤退中，团长陈浩公开讲搞工农兵没有出息，到国民党那边去，把力量扩大了再说。其理由是我们力量小，上山没有出路，对革命悲观失望。客观上，那时部队在茶陵打不赢，部队情绪不高。毛泽东同志赶到湖口，逮捕了叛徒陈浩等人，由张子清当团长。
在井冈山初期，我们非但对建立红色政权没有经验，对武装斗争、土地革命也缺乏经验。但是由于毛泽东同志善于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具体革命实践相结合，善于从斗争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上升为正确的理论。因而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我们各方面的工作总是从胜利走向胜利。
从井冈山时期起，军队就不但打仗消灭敌人，而且从事筹款、生产、帮助地方建党，发展地方武装，宣传、发动和组织群众，建立地方革命政权，从而成为完成党所规定的革命任务的最重要的柱石，保证了土地革命的深入开展和革命根据地的不断发展壮大。
井冈山地区地域广大，地形复杂险要，群众条件又好，十分有利于开展人民游击战争。毛泽东同志所制定的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就是在井冈山斗争这样特定的条件下，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著名的游击战争的十六字诀，“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以及“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强敌跟追，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等，都是在当时粉碎敌人三次围攻的多次战斗中，鉴于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教训而总结和丰富起来的。
就土地革命来说，井冈山斗争初期分田，按中央的指示，是没收一切土地，以村为单位，按劳动力分配。但这样做，第一，没收一切土地而不是没收地主的土地，这就侵犯了中农的利益，不利于联合中农阶层；第二，以乡为单位，穷村、富村能分田地的肥瘦多少，势必悬殊；第三，按劳力分配，则人口多劳动力少的户无法养活家口。在这过程中，毛泽东同志确立了依靠贫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而仅仅消灭地主阶级的土地革命路线。后来在兴国颁布的土地法就比井冈山时期的土地法较为完善和切合实际。“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原则，也是毛泽东同志后来鉴于实践的经验而提出的。因而闽西、赣南的土地革命就进行得更为顺利。
在井冈山时期，我们队伍中存在林彪一类怀疑“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右倾悲观思想，还存在着“左”倾盲动主义以及单纯军事观点、流寇主义等思想的干扰。当时湖南省委所执行的“左”倾盲动错误的干扰尤为严重。1928年3月，湖南省委取消前委，解除毛泽东同志前委书记的职务，要他随军挺进湘南，策应湘南暴动，造成了边界根据地的大部被敌人攻占和破坏。同年6月底，正当红四军成立后，连续打胜仗，边界红色区域发展到全盛的时候，湖南省委又派杜修经到井冈山，命令红军向湘南挺进。结果又造成湘南八月失败。这两次毛泽东同志都事先提出正确意见，从实际情况出发，指出湘敌兵刀强大，未可轻动，而赣敌比较薄弱，红军应该着重向江西发展。
湘南暴动在湘南特委推行“左”倾错误的影响下，一度乱烧乱杀，严重地脱离群众。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地区就坚决抵制了上述盲动主义的主张，没有乱烧乱杀。为了粉碎敌人的封锁，繁荣根据地的经济，毛泽东同志还颁布了保护中小工商业的政策。草林圩场和大陇圩场，在交流物资，活跃经济上，就起了重大作用。这样就有利于争取和团结中间阶层。在党内生活中，毛泽东同志说，我的话不管正确与否，多数不同意就按多数人的意见办。在井冈山时期与党内机会主义错误的斗争中，毛泽东同志表现了既坚持正确意见，决不盲从错误的领导，但又遵守党的纪律，是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典范。
1928年底，敌人向井冈山发动第三次“会剿”，这时彭德怀同志带领红五军到了井冈山。毛泽东同志考虑红四军、红五军都留在山上，山上养不起，决定留彭德怀同志带领红五军守山，毛泽东、朱德同志率红四军主力3000多人下山。陈正人留在山上，我也下山，随军行动，担任前委的工农运动委员会主任。这个委员会有七八个人，包括康克清、贺子珍、曾志等人，主要是做群众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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