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肖岱芸

赣南围屋一般分布在赣江源头，章贡两江合流后围屋极少出现。处在郁孤台下的万安县涧田乡益富村水坑村有一处围屋极为显赫，这座围屋的名字叫增文堂。

围屋平面呈“回”字形，占地面积3696平方米，建筑布局分七纵一横，围长66米，宽56米，共有房间246间。围内房屋构造均为两层硬山顶建筑，用材简单，包括生土、土坯、青砖、卵石、木材等，工艺古拙。围外铺有鹅卵石钱纹地面，门前有口月牙形水塘。正面设有五扇门，正门是青砖平砌的门楼，门框是红米雕花条石，从门楼进入围屋有一小院，为两井三进式布局，院内正中是家祠增文堂，左边置四排厢房，开三扇巷门，右边置两排厢房，开一扇巷门，左右两侧厢房各有小天井。围屋后横置的一排房屋与左右厢房连接，将整座围屋封闭，一扇后门与外界沟通。

增文堂是黄氏族人黄日恒兄弟纪念先祖的家祠，堂号取自其祖父黄若曾和其父亲黄文名中各一字，或许是心怀增子增孙的期望，故将“曾”改为同音的“增”，取名“增文堂”。该堂是围屋内建筑工艺最高，装饰最精美的地方，设在围屋内核心位置。堂中央悬挂清乾隆十六年朱红色底金黄色字皇帝敕封的御匾，凸显围屋的百年荣耀，蕴含围屋的不凡历史。

增文堂建筑风格独特，外形保留了闽西、赣南围屋堡垒式结构，但没有闽西、赣南围屋森严与封闭，增文堂有六扇门与外沟通。围屋布局合理，构筑精巧，外围宏伟大气，内围紧凑适用，采光通风极好，冬暖夏凉，创造了土地节约集约、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人居范式的典范。

增文堂肇始于康熙己亥年（1695年）。黄氏族谱载，增文堂黄氏后裔黄日恒记述：“五世两迁，家门零落，先人之绪将坠矣。余祖父披荆斩棘，开垦入籍，始居于水背，勤劳敦厚，创业乘家，至己亥复架数椽于瑞溪。岁丁未余父溘然逝矣。至丁巳年，余偕弟日慎又重创屋宇及买门前田土，而屋之基址乃备然贫穷不能恢扩。”这份写于清乾隆十五年（1750年）的自述，完整地表述了增文堂建设的大致过程。第一阶段是黄若曾父子的“结庐”时代，第二阶段是黄日恒、黄日慎兄弟的“创建”时代。

现场考察，围屋右一纵房屋与围屋内其他纵房屋存在明显差异，尤其是建筑用料上表现出来的简朴。三百多年过去，建筑的基础已经裸露出卵石和石头，却少有青砖，这一特征说明增文堂始祖在“结庐”时代的艰辛。同时这一纵房屋与其他纵向和横向的房屋还明显表现出“脱节”的特征，这应该就是己亥（1695年）黄若曾父子“复架数椽于瑞溪”的产物。如果说仅此一纵房屋属于“结庐”时期的建筑，那么增文堂围屋并不是形成于康熙己亥年（1695年），它的形成应该是黄日恒兄弟在继承祖业的基础上，创造性采用围屋形式建设的结果。

万安客家人的房屋多为干打垒的建筑，这一处唯一的围屋形制让人颇感惊讶。黄日恒兄弟为什么采用围屋的建筑形式，这是否与家族繁衍的梦想有关？

当地传说当年有一官员经过水坑，远看房屋背靠青山，面朝秀水，如坐靠椅，蓄势待发，疑为藏龙卧虎之地，遂下马步行以示敬意。他近前却看到屋靠山脊，于是登马飞奔头也不回。不管这个故事是真是假，说明水坑黄氏在结庐时期并不讲究风水，更多关注的是如何建房省钱，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客家人迁徙的艰难历程。增文堂黄氏远祖久居江夏（武汉），近祖以赣南为中心，辗转于闽粤赣边，而围屋在闽粤赣又相当普遍，采用围屋的形制或许与黄氏先前的居住地有关，或许也包含了黄氏兄弟对于家族繁衍的新的期待和向往。

黄氏族谱载，黄日恒写于清乾隆十五年（1750年）的自述中说：“谨按始祖宗信公，字质甫，号介轩，虔南宁都人也。二世遂居龙川洋贝义城，传至瑜公，肇基本里石头湖，生子五，余祖公行四，迁本邑泗都家焉，生子栋，栋公生子二永政永敬。政公生子一若曾。敬公生子三若苔若燕若足。苔乏嗣。燕公生子一秀龙，足公生子一应龙。秀龙公生子二日选日舜，应龙公生子二日沄日池。若曾公生子余父文公，自康熙三年岁次甲辰携余父徙居江右万安甘溪，而永敬公之子若孙亦先后来居于此。”根据这个记述，增文堂黄氏万安开基应是康熙三年（1664年），31年后辗转至水坑增文堂开基。而更为明显的是，黄氏不是举族迁徙，而是举家而迁。

关于增文堂黄氏的境况，黄日恒也有回忆。按照黄日恒的自述，黄氏在结庐时期生活极其艰难，而且在当地也不是大族，因而饱受欺凌，这样的境况直至黄日恒贡出后才有改观。从这个意义上讲，当年黄氏兄弟之所以采用围屋的建筑形式，正是出于紧密团结族人，共同抵御外人欺凌的需要。

从黄氏族谱中看到，黄日恒在增文堂黄氏繁衍中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他在家族繁衍中主要的成就不仅是开创了增文堂的繁衍新纪元，而且他把祖先的坟茔迁往一处，让这个饱受欺凌的家族从此有了精神依归。事实上在增文堂黄氏后人中，黄日恒的影响同样巨大，很多人认为他做了大官，得到了皇帝赐匾，因而成了增文堂黄氏的最高荣耀。过去增文堂家祠中正厅高悬乾隆御匾，乾隆封赏的是黄日恒的父母，敕封黄日恒父亲黄文为修职佐郎，黄日恒之母郑氏为八品孺人，封赏的时间为清乾隆十六年（1751年），此时黄日恒在干什么呢？据同治九年《进贤县志》载：“黄日恒，万安人，岁贡乾隆十五年任。”这样低层级的基层官员，能得到皇帝如此大的封赏，这只能说明黄日恒必有常官不及之处。可惜的是同治九年《进贤县志》对于黄日恒的记载除了这简短的一句话之外，再无其他的记录。

一座老建筑，保护它，就是留下一段不朽的迁徙史；激活它，就是再现一个家族的繁衍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