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云鹏

我这里说的嫂娘，是我的大嫂武巧霞。

大嫂本来是随父亲姓王，叫王继红。皆因为大嫂不听父亲的劝阻，执意要和我大哥这个穷教书匠结婚，大嫂的父亲就决绝地叫大嫂不准姓王，大嫂无奈之下，随了和父亲离了婚的母亲姓武。

记得那一年春节，大嫂本来是要去父亲家里过年的。大嫂的父亲开出回家过年的条件，是要大嫂和我大哥分手，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也容不得半点情面。两情相悦的大嫂大哥已经定下终身，大嫂认定大哥的才华、大哥的品格，即便自己的父亲，也不能改变大嫂的决心。因为自己的初恋受到父亲的干扰，大嫂伤心欲绝，痛哭流涕，失去了在父亲家里和一众兄弟姐妹亲亲和和过年的幸福。就这样，大嫂不要大哥任何的彩礼，跟着大哥来到了我那穷得叮当响的家里。

我的家，那个时候与大嫂父亲家里相比，简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大嫂的父亲是内蒙古的南下干部，享受地厅级高干待遇。而我的家里，祖祖辈辈是地地道道的穷苦农民，家庭十分贫困。家里的床上只有稻草垫着，盖的棉被像石块般那么硬。穿的是打满补丁的衣服，吃的是粗茶淡饭。一日三餐缺油少盐，鱼肉猪肉等极少。一年到头，只有端午、中秋、春节三个大节才能够沾上荤腥。大嫂回来，也没有事先打招呼，一到家里，把母亲惊到了——因为家里实在是太穷了，连被套都没有一床新的，全部缀满补丁。要是不整理被子，人钻进去怎样的形状，出来还是那样拱起来的模样。大嫂看到母亲这样惊慌，安慰母亲道：妈妈，我年轻，不盖被子也可以。还因为跳蚤太多，把大嫂叮咬得皮肤过敏，全身瘙痒。

我的家就算是这样贫困、艰难，大嫂还是没有改变自己的决定。大嫂把所有的繁文缛节都抛弃了，不要我家里一分钱，就和大哥结成了相伴终生的伴侣。结婚后，大嫂克勤克俭，一心一意经营好自己的小家，同时福荫着还有我家有众多兄弟姐妹的大家庭。

大哥大嫂在本地一所师范学校教书多年。1991年，我囊中羞涩、身无分文，眼看着婚期逼近，极有可能会因为没钱办婚事而误终身。而那个时候的大哥大嫂很是艰难：住的是学校教职工的单元住宿楼的二个单间，房间只有两个包着麻布袋的单人沙发，面上盖一块花布，经常滑落。一个房间只有一张木板床，另外有一个没有漆的、摇摇晃晃的办公桌，再加一个摆满书的旧书架。因为没有钱，唯一的女儿又想看电视，大哥就从别的教师那淘过来一台已经没有多少使用价值的二手黑白电视机。

那台电视机，打开电源后，调台用的电视机的旋钮都已经磨损得合不上也转不动。大哥只好备上一把老虎钳来夹着调台。电视机很不仗义，一共才有三个频道，荧屏经常掉链子没图像没画面，只有满屏的雪花点，再就是令人烦恼不堪的“沙沙沙”的噪声。大哥就会在这个时候，气恼地用手重重地拍几下破电视。受了击打后，电视机才不情愿地现出有像没声音的画面，来敷衍小侄女。

那个时候，师范学校里所有与大哥大嫂一样的教师，都普及了彩电，接入了有线电视，只有我大哥大嫂家，因为要给我结婚积攒下一千元，强压心中那要拥有彩电和有线电视的欲望，顾不上自己的尊严，也不顾小侄女睁着可怜巴巴的眼睛求而不得，只有去邻居家蹭着看彩电的尴尬。大嫂一文不少地、及时地把钱给了我，让我顺利完成了人生最重要的婚姻大事。

想起那时大哥大嫂的艰难，还要这样顾及我们这些弟弟妹妹，我至今心酸。

我清清楚楚记得大嫂握着一千元“巨款”递给我手里的场景：我和我的未婚妻、大哥大嫂分别坐在那种老旧的靠背木、竹椅子上，大嫂从兜里拿出钱来，笑容满面，没有任何的愠怒和不舍，带着满心的祝福，递过一千元钱，母亲般的关怀就这样传递到我和妻子的心中。

我一辈子铭记大嫂母亲般的恩典。

大嫂不管是在艰难的时候，还是后来他们调到了深圳高校后，处在繁华的国际化大都市，她也从来不会跟着赶时髦。买的衣服，穿到磨破了才扔掉。家具也是明显跟不上形势。几十年来，大嫂恪守着自己当初的初心，对双方的父母和所有的弟弟妹妹都一碗水端平。大嫂自己十二个兄弟姐妹，我的家里六个兄弟姐妹，加起来17个至亲家庭，大嫂都一样对待。任何东西、钱款，只要给了一个，就个个都有，从来不会厚此薄彼。大嫂因此自己的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大嫂还这样说：其实我做得还很不好。听到了大嫂说的这样自谦的话后，我潸然泪下。

我想说的是，我的大嫂，是母亲一样的大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