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康美权

在土地革命时期，永新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苏区创建时期的重要区域。毛泽东曾作出“看永新一县，要比一国还重要”的评价，并在《井冈山的斗争》中确定了“用大力经营永新，创造群众的割据，布置长期的斗争”的战略方针。

翻开2017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永新历史》第一卷（1921—1949），书中第一张照片就是欧阳洛。照片里的欧阳洛，文质彬彬，清隽潇洒。很难想象，就是这样一位儒雅书生，在家乡播下的革命火种，为日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建培养了大批优秀骨干。

永新县党史研究员左招祥告诉我们，欧阳洛是永新县芦溪乡阳家村人。他在江西省立第一师范读书时，受到方志敏等革命前辈的熏陶，先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后来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6年初，26岁的欧阳洛受党组织委派离开南昌，来到吉安城开展革命活动。在省立第七师范学校和阳明中学，他先后秘密发展了永新籍学生刘真、刘作述、刘家贤、王怀、刘伯藩等为共产党员。这批在吉安的永新籍先进青年知识分子一道回永新开展革命活动，以开办平民夜校和农民夜校为名，传播马列主义革命理论。

1926年7月上旬，中共永新小组在永新县城成立。7月下旬成立永新党支部，欧阳洛、萧炽慧、刘真、王怀、刘作述、曾静持等为支部委员，欧阳洛任书记。

永新县城左家祠是永新第一个党支部所在地，现在是永新县城厢小学二部学校。据永新县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中心主任邓智飞介绍，当年，左家祠附近还有一所学校——福音堂学校。这里是永新县城商户最多，也是工商业比较发达的地方。之所以把支部设在这里，主要是考虑人员集中，号召起来更有影响力，有利于推动工作。

从永新县城厢小学二部学校后门出来，几步之遥就是贺子珍故居——海天春茶馆。

永新党组织建立后，到1927年初，先后发展了贺子珍、贺灿珠、朱昌偕、贺敏学、贺怡、刘天干等20多位共产党员。到1927年5月，永新有党员500多名，工农运动进入空前高涨时期。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永新国民党右派分子、地主豪绅制造了“六一O”反革命事件，永新的革命同志大部分撤到吉安。欧阳洛、刘真、刘作述等人商讨做出决定：派欧阳洛、刘珍、彭大燮三人赴南昌；刘作述等人迅速潜回永新，举行武装暴动；派人前往宁冈、安福、莲花三县与当地党组织联系，请求他们派武装克复永新县城。

1927年7月，刘作述等人领导的永新枧田农民暴动一举成功。在刘作述等人的策应下，宁冈、安福、莲花三县农民自卫军武装攻克永新县城，救出贺敏学等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随后，四县农民自卫军组成了赣西农民自卫军总指挥部。正是有了这样一批共产党人，他们敢为人先，敢于联合发展斗争，才使永新红色革命斗争一直走在湘赣边界的前列。

参加了南昌八一起义的欧阳洛，后来历尽艰险赴上海寻找党组织，参加了上海工人运动，历任中共上海沪东区委书记、沪西区委书记、江苏省委常委。在上海工作期间，与湖南著名烈士沈春农（沈春农是毛泽东于1925年回家乡考察农民运动时亲自发展的党员）的女儿沈谷南结为夫妇。

1930年2月，欧阳洛担任湖北省委书记兼组织部部长。同年4月5日，由于叛徒出卖，欧阳洛被捕，在武昌阅马场英勇就义，年仅30岁。当时和欧阳洛一同就义的有四个人。欧阳洛带头唱《国际歌》，走向刑场。敌人用枪托打他，他还是坚持唱下去。敌人就把他的棉衣撕破，堵住他的嘴，欧阳洛仍在唱，牺牲得非常壮烈。

中共永新地方组织的其他创始人中，刘真于1928年2月任中共永新县委书记，1929年9月在南昌下沙窝英勇就义，时年23岁；王怀1929年底任中共永新县委书记，1930年3月被选为赣西南特委常委兼组织部长，于1932年5月牺牲，时年26岁；刘作述于1927年5月任中共永新临时县委副书记，1930年1月任红六军第三纵队政治委员，同年8月在攻打长沙战斗中牺牲，年仅25岁。

在永新县芦溪乡南阜村村口，三棵百年古樟静静伫立。年少时的欧阳洛曾在这三棵樟树下学习和阅读进步书籍。在他的启发教育下，弟弟欧阳帮、欧阳济都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分别担任当地暴动队队长、队员等职务，后被反动派杀害，牺牲时分别为27岁和29岁。永新县芦溪乡南阜村党支部书记左太清告诉我们，欧阳洛一门三忠烈，当年他们家的房子被国民党烧毁，夷为平地。现在，我们只能见到一些散落在地的砖头。

寻访中，我的心情很是沉重压抑。不仅是因为欧阳洛一门三忠烈，还因为他们兄弟三人中只留下两个后代，而且都是遗腹子。这一对堂兄弟在父辈牺牲三四十年后，才彼此知道对方的存在。

“常言道，幼年失怙，人生大悲。我出生前两个月父亲欧阳洛就牺牲了，4岁被寄养在亲戚家，从此与母亲沈谷南天各一方，14岁才知道自己的身世。”这是欧阳洛的儿子，中央宣传部原秘书长沈一之（又名欧阳申华）在自述中的话。欧阳洛烈士牺牲后两个月，沈一之出生。4年后，欧阳济烈士的儿子欧阳定厚出生，同样也没见过自己的父亲。

革命岁月里，烈士后代成长不易。沈一之的成长离不开外婆、舅舅的全心爱护，舅舅甚至将自己的儿子也取名为“沈一之”。欧阳济烈士的孙子欧阳少华说：“为什么出现两个‘沈一之’？因为当时国民党非常猖獗。如果别人告密，沈一之的舅舅随时准备叫他儿子去顶替，这样就可以留下革命的后代。”

欧阳少华说，他父亲欧阳定厚的成长之路更加艰辛坎坷。家中房子被烧，母子俩只好躲到外婆家所在的村子。欧阳定厚6岁时，母亲也不幸去世，他成为了孤儿。

成长尽管艰难，但烈士后代仍然继承先辈遗志。沈一之15年后与母亲沈谷南重逢时，已是当地游击队的青年干部。新中国成立后，欧阳定厚在村里第一个入党，他的儿子欧阳少华现在也是共产党员。

在永新县革命烈士纪念馆门口，耸立着欧阳洛烈士的铜像，馆内陈列着他的部分遗物和生平事迹的介绍资料。每当清明节、烈士纪念日，当地不少学生和市民都会自发前去祭奠缅怀。

沈一之曾在自述中充满深情地寄语：“我真心希望能够加强革命传统教育，让现在的年轻人真实了解革命的艰辛，学习党史国史，能够对党、对革命树立一种真诚情感，继承党的优良传统。这样烈士的血才不会白流，党和国家才会有大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