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欧阳和德

清雍正七年（1729年），春夏之际，吉安全境出现特大旱灾，从四月到五月底，滴雨未下，人民苦不堪言，纷纷自发祈求天降甘霖，又请求政府积极作为。然而，在这节骨眼上，知府大人却不在位。

原来，吉安知府郑喜此时正遭弹劾而停职待查，闲居在吉安城里。

郑喜，字锦峰，又字乐山，号凤岐，山西五台山人，幼年好学，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二甲进士出身，进散常馆进修。康熙六十年（1721年）殿试诗赋，夺魁，授翰林院检讨，参与国史编修。雍正五年（1727年），郑喜由翰林院检讨，出知吉安。

上任伊始，郑喜即四处走访采风，调查研究，熟知了黑恶势力导致的民间疾苦。过了几个月，即开始治理弊端，除暴安良。当时有个著名的“瑞州命案”，他深入调查案情，公正执法，使涉案人员都伏罪。

但郑喜的刚正也得罪了当地权势。他们联名以郑喜侵害利益为由，状告郑喜，要求朝廷罢黜他的官职。朝廷应声而暂停了郑喜的职务。

久旱无雨，一片焦土，民何以堪？百姓情急之下，有人召集好几百人聚围着待罪的郑喜的宿舍，请求他出来求雨。

救民水火，容不得郑喜顾忌“越俎代庖”。他慷慨地说：“我在吉安任职也几年了。人民的疾苦痛痒，与我息息相关。我岂能因为暂时不在位而漠视人民的关切期待？”说完，沐浴焚香，然后大步流星地走出宿舍。从金牛寺到城隍庙十余里，炎炎烈日之下，郑喜赤脚步行，在城隍庙俯身祷告。祷告毕，郑喜又步行到北溪的龙窟取来泉水，朝天挥洒，再次祈雨。

也许郑喜的虔诚感动了上苍，第二天，喜讯四方传来：从万安一直到吉水，吉安几乎全境果然大雨如注。市民于是筹款，在金牛寺的井上，修建了一座感恩亭，名“甘雨亭”。

不久，朝廷查清事实，认定郑喜无过错，官复原职。消息传来的当天，吉安城再次下起倾盆大雨。当年，吉安“大稔”（谷物丰收）。人们于是再次筹款，在金牛寺旁边兴建了龙神庙，又在吉安城正南增建一座城门，叫“焕文门”。整个吉安市区人都感恩郑喜的恩德，在金牛寺里摆放郑喜的牌位恭敬。

郑喜大概是在雍正八年初，离开了吉安，赴他处任职。随后的吉安知府不知出于什么原因，竟然拆除了“焕文门”，另外建了一座“南薰门”，市民感到出行极不方便，强烈要求重建“焕文门”。再后的知府徐亨时于雍正十二年，顺应民意，予以重建。

对于爱护百姓、仁政为民的官宦，淳朴的吉安人民从来都崇敬有加，念念不忘。重建“焕文门”，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吉安人民对郑喜的怀念。甘雨亭也是如此。吉安人民感念这位知府，为甘雨亭抒写了数百篇诗篇，又有名人作序，镌于碑石，希冀后代子孙“见亭如见德”，并且“永其传也”，祈望“亭屹然若日增而高，泉淙然若日流而深。”甘雨亭在清乾隆、道光、光绪年间曾多次得到修葺。1936年因拆除古城墙时被毁。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又重新加以修建。如今的甘雨亭依然亭立在鹭洲东路。

关于贤守郑喜，吉安还有一些记载。泰和梅冈王氏是一个庞大和睦而又文风鼎盛的家族。郑喜刚到吉安时，就到梅冈调研过。雍正九年辛亥（1731年）十月，已经离开吉安的郑喜为寄撰《泰和梅冈王氏族谱序》：“余承命守兹土，下车之始，采厥风谣，知梅冈王氏子姓聚族背冈而居者，三十余村，无他姓杂处……”

此外，吉安文人解文炯还记载了雍正年间的一桩官司：某县一个寺院的僧人从明代中期到清代，一直诉当地政府不该强行没收他们的寺院及其店面租金。理由是：寺院里祭祀的那位庐陵先贤本来就不是这个县的人，非得强行从外省迁来他的后裔，占据寺院，驱赶僧人，没收租金，于情于理于法无据。对此，时郑太守判决：没收合法！迁来合法！此为终审！经查证，此“郑太守”应为郑喜。

根据山西五台山《郑氏族谱》记载，郑喜还有一个为家乡人民除害的故事，说他奉旨下访，顺路至故乡省亲，得知菩萨顶札萨克大喇嘛专横残暴、盘剥百姓之事。他生性刚直，为救民于水火，于雍正二年（1724年）上疏，详奏菩萨顶大喇嘛的罪行，雍正准奏，颁旨查办。结果免去大喇嘛的特权，撤回他的“斩杀剑”，又取消了全省向其进贡之例，为民除了一害。郑喜曾去五台山游览，作《游台指迷歌》一首，朗朗上口，是一首颇好的导游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