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龚奎林

江子作为一个赣江以西的乡村孩子，也作为在城乡间奔走往返的人群中的一员，通过自己的努力，从吉水走向吉安，从吉安走向南昌，把自己对故乡的思考融入到散文集《回乡记》中，并一举斩获鲁迅文学奖，成为新世纪江西首个获此国家大奖的作家。江子怀揣着被故乡根植于心的血脉记忆与创作激情，用小人物的生活经历去反映时代的变迁，去照射更多当下人的生活百态，去深掘人们融于血脉的文化基因，进而记录着后乡村时代下故乡的命运起伏。

首先对弱势群体的人文关怀。作者通过对故乡平凡小村庄中的人间百态予以真实的记录，我们才能见到时代与社会的真容，才能解码社会现象、剖析人性心理。《不系之舟》是对当下无数漂泊者最为恰当的诠释，文中记叙村民曾善春半生的起起落落，曾善春凭借灵活的头脑成为村里见过世面最多的人。但生活的变故终于到来，二哥细平病逝，曾善春的妻子却背着他私自安排将他的侄女嫁给她的堂弟，导致家人圆满美好的生活破裂，这是社会转型、城市化与现代化碰撞产生的阵痛。《指上的航行》以“按摩”为线索串联盲人按摩师各自的生活境遇，呈现出社会底层者命运的漂泊无定，终点和归宿的未知性。作为乡土中国城镇化变迁过程的见证者与经历者，作者一边品尝人生百味，一边审视和反思后乡村时代底层者的生存。《回乡记》中伯父曾水保的人生经历是20世纪故乡城镇化起步阶段时人们命运起伏的生动体现。作者带着对伯父的深重关怀道尽他的身世，字里行间不无心酸之情。《高考记》则是作者作为学生家长对当代高考的亲身经历，饱含着为人父母对孩子的真切关爱。作者借略带几分荒诞实则无比真实的现实事件记录，发出了对当下教育制度更是对其后的社会环境的反思。

其次对故乡文化进行精神解码。故乡根植于人心的文化基因对人本身身心上的影响和作用之大是毋庸置疑的，这是作者在对众多进城与返乡的乡人种种生活细节进行抽丝剥茧后得出的答案。《杨家岭的树》抒写表叔满崽的人生辛酸，为了生三胎儿子，满崽将户口迁到妻子故乡四川，从此成了外乡人，乡人对他不再从前那般亲密无间，他又无法融入四川绵阳的生活；故乡文化基因的传承也在子女身上中断，杨家岭上的那棵树成为乡土文化基因的象征，承载着村庄的精神记忆，更是满崽想念故土的文化纽带。作为赣江以西的孩子，满崽的乡土文化基因使他无法对他乡产生真正的精神认同，得病之后发现回乡才能使自己真正安心，这正是乡土文化基因对它的主人身心上的守护。又如《回乡记》中伯父曾水保对进城生活的不适应与对回乡的渴望，无疑是血脉中的文化基因对其的呼唤，故乡是人的根脉所在，人出走再远都难以消除故乡在自己身上保留的文化基因，异地他乡再美妙都难代替心中最想见到的故乡模样，甚至只会受到故土文化基因的抵触，导致人格的分裂。《练武记》记叙赣江以西传统武术的兴衰以及相应的“世道变化”，对这片土地上与武术相关的历史文化现象进行解码，审视自己的武术精神淡化来反省自己对故乡及其文化基因的背叛。作者努力将“赣江以西”构筑为一个文学域名，以展现和发挥文化基因的长久乃至不灭的现实意义。

再次，对离乡者的人性反思。作者努力找寻故乡在乡人身上保留的文化基因的同时也在尝试向着离乡者的人性探索，揭开自己和其他众多乡人的多重身份——背叛者、怀罪者、不系之舟以及“临渊”的守望者。从这个视角来说，江子无疑是鲁迅衣钵的最好继承者。在当代，在同样的乡村相同的传统文化熏陶下，“故乡”与乡土在现代性的压抑之下，是否还是“真实”的故乡，是否是我们的一种“想象”，作者一直在反思。一开始作者就在《练武记》《购房记》中明确指出自己背叛者的身份，这是身为故乡的孩子对养育自己的故乡的愧疚，也是时代裹挟下不得不告别甚至是舍弃故乡的无奈。《临渊记》记叙描写谷村的一个孩子李瑞水因高考失利又被父亲责备而离家出走数十年未归，不肯让亲友知晓自己的一丝消息，而故乡依旧在怀念他。作者以诗意的文字描绘“临渊”，这是一种不能或不愿再回故土的脆弱的守望，坚信李瑞水作为一个临渊者也终将以他的方式踏上回乡之路。《不系之舟》中的曾善春就如作者在他人身上看到的一个自己的镜像，“想起善春，我感觉自己也成了一条不系之舟。我不由地加快了脚步，双手划动如泅渡之姿”，这是同为故乡的背叛者、同为命运水域的泅渡人和漂泊无定的不系之舟所专有的不安，成为不系之舟是背叛故乡的一个必然结果。而这种背叛也成了压在作者身心间的一种“罪”，显现出作者深深的自我反思与自我批判。

总之，江子以饱含对底层众生的深切关怀努力记录以自己故乡赣江以西为代表的乡土中国，带领我们一览人间百态、一阅世事浮沉、一品苦乐悲欢，进而反思自我、反思现代性异化自我的乡土。那种引而不发的内在的哭泣与深痛穿透文字的表象，直抵思考者的内心，可以说，这是不老者沉思的精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