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佳

我家祖祖辈辈是老实巴交的农民。打我记事起，一家七口就蜗居在塘边古村一幢祖上留下的破旧的清代老宅里。

那时候，我母亲身体不好，三天两头地生病，干不了什么体力活，只能勉强料理一点家务。我和四个弟妹年龄都很小，根本帮不了家里什么忙，生活重担便完全压在父亲肩膀上。我的父亲是个裁缝，生活开支主要由他帮人缝制衣服的一点微薄收入维持，所以家里生活特别困难。

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只能无可奈何地居住在那幢破房子里。因为年久失修，屋子里终年阴暗潮湿，总是弥漫着一股刺鼻的腐烂气味。房顶盖着鱼鳞状的瓦片，由于长时间风雨侵蚀，那些青色的瓦片和灰黑的椽子、檀木早已严重破裂、腐烂，一旦雨季来临，屋内雨漏如注。天晴的时候，父亲总要架起梯子，爬上屋顶拾掇一番，在瓦片上添盖塑料布，压上砖头……母亲看了很心疼地说：“一辈子没住到个好房子，别再把老骨头搭上。”可是，家里孩子多，生活负担重，想盖起一间像样点的房子，简直是做梦。

那幢老宅实在太破旧了，父亲便整天思谋着给家里建造一幢崭新的瓦房。说实话，为子孙建房置业，一直是中国式农民父亲一生的梦想。倔强的父亲一直有个心结，他要靠自己的力量为全家人盖一栋明亮舒适的现代砖瓦房。但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连糊口都困难的情况下，想自己盖房谈何容易。一直到1976年，父亲依靠自己出色的缝纫技术，开裁缝店积攒了一笔小钱，于是购买木料，动员我们到后山上捡石块，准备“大兴土木”。谁知就在那年，平时病歪歪的母亲病情突然变得严重了，为治病把预备建房的钱都花光了。父亲的建房计划被迫搁置下来。

1982年，村里实施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家里分到了13亩责任田。我父亲便和母亲带着我们耕种水稻、饲养黄牛、开挖鱼塘养鱼。农闲时，父亲带着徒弟们到处帮人缝制衣服。通过卖粮食、卖鱼、卖牛，帮人缝制衣服，一沓沓的票子进了父亲的口袋。有了点钱后，父亲立即买来了水泥、砂石、红砖，在自家宅基地修建了房屋基脚。但由于要供我们兄弟姐妹读书，父亲建新房的“雄心壮志”迟迟无法实现。

时间跨入2000年，因经商、打工富裕起来的邻居，纷纷在村里后山荒岭上建起了一排排豪华气派的小洋楼，自尊心强的父亲时常闷在一旁抽烟，对人家很不服气。常有村里人对父亲说：“怀老寿，你儿子都在县里吃皇粮，你什么时候也动手建房？”看着近年来不少邻居住进了高大崭新的楼房里，父亲却常常只能独自望着自家宅基地发呆。

2002年春节，年逾花甲的父亲召开了家庭会，商量建房事宜，我们儿女几个当时对建房的看法比较分歧，尤其是已经分家单过的二弟极力反对，父亲却掷地有声地说：“你们即使都不同意，我也要把房子建起来。”那时我刚调入县城工作，工资有了一点积余，在深圳打工回来的三弟正好有五万元存在父亲手里。我说：“建吧，我们都凑点钱。”三弟也附和说：“建吧，反正我回家结婚也需要房子。”春节一过，在父亲操持下，他一生的建房梦立即开始实施了。

新房子一砖一砖建起来了，是一幢崭新的二层小楼房。但仅仅过了二十来年，这幢父亲亲手操持建起的砖混楼房已日显衰老，山墙上的白灰墙皮开始剥落，木质门窗显得很落伍，昔日的洋气已荡然无存。

前两年，靠泥工技术致富的二弟在村西建起了一座三层高的楼房，洁白的瓷砖和蓝莹莹的装饰玻璃在绿树掩映下，显得富丽堂皇。那房子才叫气派呢：红砖墙红琉璃瓦屋顶，宽大的铁质大门和铝合金窗户，阳光照在玻璃上直晃眼睛。宽敞的客厅挂着花布窗帘，窗台上摆着几盆盆栽。漂亮的背景墙上挂着新买的液晶电视。不仅房屋的外观有了变化，家具也有了很大的改变。冰箱、洗衣机、空调全都置办上，还铺上了地板砖，旱厕也改成了抽水式马桶，生活和城里人相比也毫不逊色。

短短二十多年的时间，我们家的三座房子成了“山乡巨变”的最好见证。

看着我二弟建造的崭新楼房和那幢千疮百孔的老宅，以及父亲花了一辈子时间才建起的那幢旧房，真有恍若隔世的感觉。

难怪老父亲常挂在嘴边的话就是：而今党的政策就是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