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义千秋忆王佐
忆往昔,无数英雄豪杰“风际云会立伟业于井冈”。他们从这里出发,从胜利不断地走向新的胜利。

文/何小文

忆往昔,无数英雄豪杰“风际云会立伟业于井冈”。他们从这里出发,从胜利不断地走向新的胜利。成千上万的仁人志士,他们站在共产主义这面信仰的旗帜下,为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人民幸福,以“金戈铁马存英魂在罗霄”的浩然正气铸就了井冈山斗争历史的悲壮与辉煌。而令无数地主豪绅闻风丧胆,对革命事业无比忠心的革命先烈——王佐,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王佐的一生,很短暂,短暂的生命却放射出绚丽夺目的光彩;王佐的一生,很传奇,这位红军早期将领中传奇式的人物,既不是战死在疆场上,也不是牺牲在叛徒的暗箭中,而是牺牲在自己人的枪口之下,从而酿成历史悲剧;王佐的一生,很忠勇,这位曾经一度叱咤风云、威震湘赣边界数县、在红军初创史上有过卓越贡献的英雄人物就长眠在这块养育他的土地上。“我以我血荐轩辕”,他用青春和热血践行了自己的初心使命,虽然这种牺牲方式并不是我们也不是他本人所愿,但却是他对忠义两字最好、最独特的诠释。

不堪欺压举义旗 首次“出山”担重任

地处“郴衡湘赣之交,千里罗霄之腹”的井冈山,连绵五百里。这里山高林密、地势险要,地理位置和地形条件都很优越。“山高皇帝远”,因为地处偏僻,“为自来土匪散军窟宅之所。”明朝武宗年代,就有一个叫朱宸濠的“老土匪”在这里经营了几十年。民国以来,老山的唐光耀,半冈山的胡亚春,剑岭下的邝天贵,天水湾的谢福兰,五井的朱孔阳等,都凭借这里的地理地形优势称雄一时。

正所谓,“乱世出豪强”,几乎同一时期,年届26岁的王佐实在难以忍受封建势力的压迫,融入朱孔阳的队伍,开始他绿林生涯路。

然而,随着时间流逝,王佐发现朱孔阳除打土豪之外,对贫苦百姓也不放过,王佐决计同朱孔阳的队伍分道扬镳。

1921年,王佐和刁辉林先是率部驻扎在严岭嶂和金狮面的莽莽山林中,由于奉行“打远不打近”“打富不打贫”“打疏不打亲”的策略,因而团结了广大井冈山区的群众,使得他能够在与多股绿林武装相互间的火拼、角逐中取胜,尔后将队伍发展到一百余人枪。特别是在1924年春夏之交,因与永新县东二区保卫团(关北豪绅地主在“匡救会”的基础上成立,其团部设在石门)激战,并将该保卫团副团总任玉卿击毙(见《井冈山斗争》——井冈山市政协辑录),遂成就了王佐井冈“山大王”的威名。其间,王佐也曾因“内乱”而懊恼不已。如,王佐出于长远考虑,曾在1925年冬与妻兄罗冬生一同率部接受北洋政府永新县官员的招安。其间,王佐被官府任命为新遂边陲保卫团团总(团部设在小井),管辖范围东起旗罗坳至荆竹山,南从黄坳北至峨岭仙。罗冬生任春社背保卫团团总(团部设罗浮长古岭)。后因官府的挑拨,出现罗冬生企图谋杀王佐这种令亲者痛仇者快、震惊罗霄一时的“大事件”。虽然后来在王佐的“庚兄”——袁文才的帮助下,于1926年初平息了此乱,但王佐自此对封建官府心生厌恶。

这些情况被中共遂川县委的党组织获悉后,决定派出胡开甲、王文铮两位共产党员前往井冈山团结改造王佐。

1926年初夏,胡开甲接受党的指示后,只身上井冈山做王佐的工作达半年之久,动员他投入到革命洪流中去,并争取到王佐的支持,在包括大小五井以及黄坳、下七(原属遂川县,今属井冈山市)等王佐势力范围内的各乡村普遍办起了农民协会。此后还成立了新遂边陲农民协会,王佐兼任农协负责人。同时,王佐还欣然接受遂川县农民协会的倡议,将绿林队伍改编为农民自卫军,并在1927年7月,已成为赣西农民自卫军副总指挥的王佐根据中共吉安地委的指示,协同宁冈袁文才、安福王新亚率领的农民武装,会攻永新城,营救贺敏学、胡波、张友进等80多名共产党员和农会干部的战斗中经受了考验,也为日后他能和共产党人团结一心干革命奠定了重要的政治思想基础。

洞开山门迎远客 义结同心建殊勋

应该说,中国革命的成功是举世罕见的,同时也是不可复制的。这一场起源于农民与工人间的大革命,从开始的时候就注定了它的不凡。因为,原本想在大城市来一次轰轰烈烈革命的队伍,却被屠杀得无路可走了,面对现实,唯有走“绿林好汉”这条路,才能求得生存和发展。

为此,历史注定在井冈山写下辉煌的篇章。

此时,山上两个头领——袁文才和王佐,以及他们的部下,都是本地人。如果消灭了他们,就等于埋下了仇恨的种子,将使工农革命军在井冈山难以立足。所以,当毛泽东率部到了三湾,在着手进行“三湾改编”的同时,即修书一封,由三湾村的李德胜捎给驻扎在井冈山下茅坪的袁文才,提出“上山”的要求,希望得到他的支持和帮助。

1927年10月7日,在王佐的结拜兄弟袁文才的支持下,毛泽东部有了茅坪这块安顿之地,并获得短暂的休整后,没想到部队在山下游击的过程中,竟遭遇到“败走遂川大汾”事件,以至于不得不改变计划——提前上山。

但这支新败的队伍,人困马乏,连吃穿都成问题。深明大义的王佐不仅将自己在大井的“营寨”腾空给工农革命军做军营,并且知道毛泽东的革命队伍缺粮食和基础物资,于是又送了毛泽东500担稻谷。当然,为了和王佐交好,毛泽东也送给王佐70支好枪。

有了王佐送的这些粮食和袁文才给的1000块银元,战士们的衣食住行问题暂时得到了解决。温饱问题解决了,下一步就是建设队伍了。对于一支以贫民为主的革命队伍,手里有粮食,心里有信仰,别人才会脚踏实地地跟你走。重要的是,有了王佐的倾力支持,这支落难的队伍才有了井冈山这块具有重大战略和政治影响力的歇脚安家地。而袁文才、王佐这两位“山大王”最终在毛泽东、何长工等共产党人的教育帮助下,放弃了绿林生涯。并将自己的农民武装工农革命军合为一体,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兄弟部队”。其所领导的三十二团在建设和保卫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过程中做出突出贡献,赢得了党的高度信任。王佐入党不久,就和庚兄袁文才同时当选为红四军军委委员,进入了军队的最高领导层。他们在井冈山上的住处,也被规定为党中央取得联系的永久的可靠通讯处。甚至在井冈山斗争遭遇“三月失败”和“八月失败”以及红军主力远征赣南后,王佐听从党的安排,坚守井冈山,使边界红旗屹立不倒。当年,毛泽东在永新城向中央欣然写信告知:“我们的永久通讯处:宁冈袁文才,大小五井遂宁界金竹山王佐。”

虽有疑心为大局 沉冤昭雪颂英名

1930年2月24日拂晓,一代英豪王佐和袁文才在永新不幸罹难。其实历史早已告诉我们,他们是被错杀的,而且死因还特别复杂。不过,通过再次解读历史,我们会发现,王佐短暂的一生,因为一直恪守“忠义”两字,所以牺牲得更为悲壮,牺牲得更为冤屈!

有资料表明:被湘赣特委通知赴永新开会的袁、王被中央巡视员彭清泉拔枪质疑“受编不受调”等问题时,王佐气不过,当场对斥。虽然导致会议不欢而散,但王佐和袁文才能从大局出发,并未造成不可收拾的局面。这是其一;王佐发现地方武装在铺子里买白布编带子的现象,因此,“王佐有警惕,同袁文才商量说:‘老庚,看样子有情况,我们不能不防。’袁文才说:‘不能多疑,哪有自己打自己人的?’”(见井冈山革命博物馆馆藏资料:《刘克犹的回忆》)。这是其二;“1930年2月王佐到永新开会时,带有两个警卫员,一个在东关潭淹死;一个逃回来,叫黄元山(黄坳人),后跟王云隆投降了肖家璧。他从永新逃回后对王佐妻子兰喜莲说:‘袁文才和王佐到永新开会,是有人模仿了毛委员的手迹要他们去的。’2月20日,王佐和袁文才到了永新住处,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晚上散步,王佐对袁文才说,怎么东关潭的浮桥撤了。袁文才告诉他听说是打吉安用。王佐说,打吉安还差这几节浮桥?袁文才说,你这个山古佬,打吉安要不要坐船去?”(见《前奏:毛泽东1965年重上井冈山》)这是其三。

从中可以看出,假如王佐有一己之私或有一己之念,他一定不会参加这次会议,即使参加也会“溜会”。果真如此,井冈山斗争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将被改写。

“一段袁王史,井冈半部书。”当袁文才、王佐被杀的消息传出后,转战赣南的毛泽东闻悉后惋惜不已,顿足长叹:“这两个人杀错了。”

1965年5月22日,毛泽东重游故地井冈山。在井冈山宾馆,毛泽东会见了袁文才的妻子谢梅香和王佐的结发夫人兰喜莲。一见面,毛泽东便紧紧地握住两位老人的手,亲切地称呼她们“袁嫂子”“王嫂子”,并深情地对她俩说:“你们的亲人,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是有功劳的,他们对中国的革命是做了贡献的。”

血红因染先烈血,青山原埋忠魂骨。王佐先烈一生尽管短暂,但却光辉灿烂,尤其是他身上所展现出的忠勇大义的品德和矢志革命的精神一直激励鼓舞后人不断砥砺前行。重要的是,我们今天反思这一史实,当然不是消极回首以及追究谁的责任,而是为了吸取教训和更好地面向未来,而是不能忘记一名共产党人忠诚于党、忠勇革命、大义凛然的精神内涵和应有的责任,从而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出努力和贡献。唯有如此,才不枉先贤们在革命征途中所付出的巨大代价,才是对先烈最好的告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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