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百年，其大的背景是国家与民族追寻治理现代化、生活现代化的百年，于是，这又是中国知识分子（当然也包括写作者以及一切有自我革新、觉悟诉求的人）追寻现代之“我”与“我”之现代的百年。可以说，正是“我”与“现代”的相互阐释相互编码，生成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繁盛景观。举例来说，当年的《狂人日记》是多么奇异的文学叙事呀。以前没有中国人这样叙事呀。这就是因为，作为叙述者的“我”与古典中国之“我”发生了决裂。但鲁迅是高明的，他知道如何在自己内部培养反对派，在社会问题的疆场上，他是一个不妥协的战士。而在他的书法当中，在《朝花夕拾》里，他又是透露着他温柔敦厚的暖男气质。鲁迅天才般的平衡感造就了他非同凡人的成就与见识。我相信，在鲁迅那里，“诸相非相”一定转换成了“诸我非我”——明明是我，却挣脱了“我”相；明明是与过去决裂的现代，却挣脱了流于表演的“现代”相。

他是一个深深领悟了自然、道、天理种种暗示的作家，不如此，他就不是鲁迅。仅仅有面向未来面向现代的姿态，仅仅追求微观修辞的个性之我，都不会构成鲁迅。不在“我”之窠臼，不在“现代”之窠臼，那他在哪里？我相信，他之众“我”，合于自然。

合于自然，对大部分现当代作家是个难题，几乎无法解决。大部分现当代作家追寻的是指标化的现代，由此，敷秀于指标化现代上的“我”是没有能力与勇气培育自身的反对派的，他们最多只能做到以“有我”证我，无力回应诘问，所以他们只能合于潮流，而无力合于自然。

合于自然，需要有以“无我”证“我”的能力。我经常从这样的角度来想自然给予人生的意义、自然写作给予中国文学的意义。

在现当代文学种种伟大成就之外，我们不能回避种种缺陷。种种缺陷中的源头性病因之一，以我的一个偏见，就是自然文化整体性的弱势。在公众层面的文化消费中尚没有构成稳定我们自身可用，能与现代生活对话的经典资源并不充足，并且，实用性文旅及环保宣传写作在大量吞噬着写作时间。

有一次，鲍尔吉原野对我说，你能想象吗，如果大部分人对大自然不感兴趣，大部分作家对自然写作不感兴趣，这世界还会好吗，人还有机会知道什么是美和善，还会求真吗？

当代杰出的自然写作者并不多，但总归这个队伍在扩大。现在，安然加入进来。安然以观察者、记录者、享用者、阐释者的复杂身份面对羊狮慕，徜徉流连，徘徊周旋，用情甚深，求理甚切，最终，她以纯正的精神书写贡献了安然般的羊狮慕；而因为一个人与一个峡谷深深地相互介入，羊狮慕也为我们贡献了一个羊狮慕般的安然。

安然的《独坐羊狮慕》，这段时间我断断续续一直在看。刚好正是百花文学奖筹办期间，杂事不少。等这本书读完了，百花文学奖颁奖典礼也顺当结束了。现在回忆起来，这个过程，这样的阅读节奏，恰是妙味充盈的。白天忙在职场，而夜晚，则有个好去处，那就是安然用文字提供的羊狮慕。

所以，这段时间的某些夜晚，我见识了羊狮慕的云和水。某些夜晚，我听见了羊狮慕秋虫的鸣声。某些夜晚，我仿佛闻到了羊狮慕的草药香气。某些夜晚，明明是星月朗朗，我的眼前却是黎明、黄昏、雾雨，我知道，那些都来自羊狮慕。

我没有到过羊狮慕。我也没有见过写作者安然。但阅读经验告诉我，安然用六年时间深入体味羊狮慕——一个与罗霄山武功山有关的峡谷——是真的。在效率优先的年代，用笨办法写作，总是令我敬重。

笨办法，意味着写作者在一个峡谷面前的谦逊态度，意味着对每一次物我交感的不忍割舍。八月初五，安然听虫：虫鸣愈加发奋，你应我和，此伏彼兴。或在东，或在西，或在南，或在北；或啭清音，或鸣憨调；或作弱铃，或响切切。疾疾徐徐，且作且歇。假如听得没有像安然这样的真切，我们是看不到这样的文字的。安然用这样的笨办法，记录风的去向，记录云霞的明灭，记录她不忍舍弃的每个体味瞬间——然后，一座山，一个峡谷，它们就以接近本来的面目显现在我的眼前。笨有可能通向本来，这也是妙味之一种，而当我们足够幸运有缘接近并窥见事物之“本来”，我相信，那将是我们人生当中的喜悦时分，在那一刻，种种遮蔽我们见识“本来”的障碍物将烟消云散，那个被重重包裹的“我”将变得透明。

有一次，作家弋舟赠我一小沓古法麻纸。暗黄色，手感甚是粗糙，麻草纤维纵横其中，纸浆摇晃也极不均匀，厚处甚厚，薄弱处就直接破出个洞来。所谓古法，就是笨办法。我就用这笨纸写几个笨字寄给他，四个字，本来湛然。

《独坐羊狮慕》又让我想起这四个字。本来湛然，我想象中的自然、好的自然写作有这样的美德。本来湛然，我理解的那个优质的“我”有这样的美德。

（本文作者系百花文艺出版社总编辑，《散文》杂志主编）

文/汪惠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