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众所周知，欧阳修是一代文坛领袖，宋神宗亲笔为他写下御联：“功名事业三朝相，道德文章百世师。”盖棺定论谥号“文忠”。

欧公在宋代文学史上最早开创了一代文风，一生著述繁富，成就斐然，是中国文学史上名垂后世的一位泰斗。

自古以来，中国就有一个崇尚读书的传统。宋真宗亲作《劝学诗》砥砺士子勤勉读书和专攻科举。其诗曰：“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房不用架高粱，书中自有黄金屋。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出门莫恨无随人，书中车马多如簇。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

“金榜题名时，洞房花烛夜”是历朝历代寒窗苦读的学子们的人生夙愿。宋代有“榜下择婿”的风俗，朝中高官都喜欢在新科进士中挑选乘龙快婿。

欧阳修金榜题名时，也迎来了自己事业爱情双丰收的高光时刻。一中进士，恩师胥偃就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了他，他春风得意马蹄疾地迈入洞房花烛夜。

读书改变命运。科考成为选拔优秀人才的一把标尺。美国人狄更斯在1864年主编的周刊《一年到头》上谈及：中国的科举制“是唯一没有被动摇过的基础制度，在权威一再崩溃和颠覆中唯一能维持全面而广泛影响的制度”。

二

慧眼识才的欧公被誉为千古伯乐，他对有真才实学的后生极尽赞美，竭力推荐，使一大批默默无闻的青年才俊脱颖而出。

以布衣之身被他相中、提携而名扬天下的，不但有苏轼、苏辙、曾巩等一批文坛巨匠，还包括张载、程颢、吕大钧、包拯、韩琦、文彦博、司马光等许多旷世大儒。

欧公身居高堂，一生桃李满天下。在为国选才上，不搞山头主义，培植私人势力，而是坚守大节，主张和坚持“国家取士，唯才是择”。

令人辣眼睛的是，欧阳修的门生司马光与他政见不合，在文武百官的朝堂上，公然唇枪舌剑地与他唱起了“反调”。

那么，身为政治家的欧阳修，与同朝为官的司马光在为国家选拔人才上所历经的辩论纷争，你可知晓多少呢？

三

历史上自唐代恢复科举制度以来，北方考生录为进士者占绝对优势，因为分配的名额多。大家都是一样的考生，都是读的孔夫子的教材，都是去京城考的全国统一卷，南方人科考的命中率是“百人取一”，而西北则是“十人取一”。

当时这种情况，连来自京城的本地考生柳宗元都不由愤然：“京兆尹岁贡秀才，常与百郡相抗。”直白地说就是：当时全国进京赶考录取进士的名额相加，都不及长安地方考生录取的名额多。

面对科考录取名额南方“僧多粥少”，北方“僧少粥多”的状况。宋英宗治平元年一日早朝，欧阳修向坐在龙椅上的皇帝提出了方案，即“国家取士，唯才是择”，坚持以人为本，在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如若省试再实行配额制，必将“使有艺者屈落，无艺者滥得”。

也就是说，不能为了所谓的区域公平，一味地偏袒北方考生，让北方“学渣”混进国家公务员队伍，而让南方“学霸”却因为名额限制被淘汰出局。

宋英宗采纳了他的建议，一张试卷考输赢，一把尺子“丈量人才”，成为北宋时期科考取士的标准和“主流取士手段”，这让崇文的南方学子们纷纷进士及第。

放眼中国历史，有宋一代，“唯才是择”政策实施后，正是江西人作为南方人的代表全面上位的时代，把持着全国进士中榜一哥、科场霸主的地位。据统计，北宋进士南方占总数95.2%，北方仅占4.8%。凭才取士的人才选考制度，这种人本思想为朝廷遴选了大批优秀人才，出现了北宋时期文化繁荣的“小文艺复兴”时代。

四

当“西北之士”与“东南之士”在科举制度中的严重失衡时，山西人司马光有意见了，站出来为北方考生代言，在朝廷上与江西人欧阳修展开激辩：“古之取士，以郡国户口多少为率。今或数路中全无一人及第，请贡院逐路取人。”“全无一人及第”说的自然是大西北，司马光大声疾呼，提出“国家科第”应“逐路取人”。“路”，在北宋就相当于现代的“省”。

北宋中期，科场上的南北之争，其实就是江西人与西北人之争。面对科举考试出现所取之士南方人多，北方人少的情况，明镜高悬的皇帝门儿清，并且知道司马光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但就是不急于表态。欧阳修批驳司马光说：“言事之人，但见每次科场，东南进士得多，而西北进士得少。故欲改法，使多取西北进士尔。”

没有错，两个人都是在提倡一种公平。欧阳修的“唯才是择”，是以人为本的“考试公平”。司马光的“逐路取人”，是鼓励落后地区的考生积极性的“区域公平”。

在“南北榜之争”政治气氛下究竟听哪位爱卿大臣的？是继续欧阳修的“国家取士，唯才是择”，还是司马光的“均及中外，逐路取人”？皇帝不得不从长计议，全面权衡。早在欧阳修与司马光之争前，有太祖赵匡胤是个典型的地域歧视者之传，曾留下“南人不得坐吾此堂”的政治嘱托。虽是个谣言，但借先帝之口广为散布出来，足以说明宋代南北地域歧视已达有损于政通人和。

另有一真实政治事件，身为宰相的寇准一次选状元时，硬生生地以本届南方人不行为理由（“南人下国，不宜冠多士。”），把原定的江西人萧贯换成了一个山东人。陕西人寇准还四处宣扬，自己又为中原人夺了一个状元。

国家取士，直接关系到官员的任用和治国策略。皇帝审时度势、深思熟虑后，没有支持司马光提出的“逐路取人”，而是被欧阳修的进谏：“但务择人，推朝廷至公，待四方如一。”所说服，继续推行“唯才是择”，以保科考客观公正，不至于使许多有才士子空怀绝技、淹于枥下。

“逐路取人”终因欧阳修的反对被搁置下来。南方学生对北方学生的碾压，仍在继续。而争议也一直在继续。

五

北宋朝中大臣司马光与欧阳修，不仅是一场互不让步的为政思想之争，还是第一次典型的地域公平与考试公平的各持己见之争，从而载入史册。

那么，“逐路取人”的政治考量对落后区域科举考试到底有多大帮助？

且看大清朝开始实行完全意义上的“分省定额录取”制度，这可以作为司马光“逐路取人”原则的充分实现。

理性回眸和历史分析，以甘肃为例，从1644年到1712年，没有出过一位进士。但是在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开始施政“逐路取人”后，曾经近70年科举考试榜上无名的甘肃有清一代，竟然考取进士255名。现在回过头来看，“意主于均衡”“逐路取人”考取的进士，有谁成为经世之才、名标青史之人？

如果科举真是为了通过考试以选拔最优秀的治国人才，就应该肯定以欧阳修的“唯才是择”为最终极的根据，不应再加一道地域性的限制。这是余英时在《试说科举在中国史上的功能与意义》一文中所着重提及的。

而柯睿格的《中国考试制度里的区域、家族与个人》一文，却褒奖了科举分地域录取的意义：“加强区域对君主的效忠，避免读书人受挫折而产生的敌意。”主张招纳各地区的“士”进入到“大一统”上来，在文化上增向心力、政治上添协调力，从而实现各区域文化政治精英对“一统江山”的认同。

欧阳修与司马光的国家取士之争已过千年成为历史，但是有关考生名额、教育公平，自古以来就从未停歇过争论。无论是古时的科举，还是现行的高考，由于立场的不同，利益和价值的多元化，如何做到教育、考试的公正、公平，不同时代有不同的说辞、制度和做法。

《旧唐书》言“凡国之大柄，莫先择士”。围绕宋代改革科举制度的“取士”论争，我们又该汲取些什么有益启示和借鉴呢？相信看官在了解到欧阳修和司马光之争的来龙去脉后，每一个人都会有自己的思考。

文/曹孝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