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接触的第一本文学书，是在我完成小学阶段学业的暑期。这本书约成年人巴掌大小，纸页黄里泛着黑。字为繁体竖排无标点，毛边纸线装，书名《薛仁贵征东》。

那是同本家张姓发小上村后龙山上砍柴，他悄悄地对我说他发现自家楼上木箱里有藏书。我说：“不相信，你就拿一本书来看看。”他说：“不敢，大人知道了会挨打。”结果他还是抵不住嘴巴上的诱惑，答应我用零食换借。一日，他趁父母出工爬上楼梯将那本《薛仁贵征东》偷出，急急跑到我家来找我换吃食，并反复交代必须在三天之内还，否则被父亲察觉必遭痛打。

我也没有食言，三天后及时将书归还。如法炮制，我又得到他一本《薛丁山征西》，之后就再也没有第三本书出现在我手里，我疑心是被他父亲察觉，可能还挨打了。

“家住遥遥一点红，飘飘四下影无踪。三岁孩童千两价，保主跨海去征东。”《薛仁贵征东》开篇关于“应梦贤臣”的描写，至今顽固地占据了我的脑忆。那时，我感觉薛仁贵不但武功超群，且得无字天书解难，十分仰慕。每当我劳作乏力时，薛仁贵力大无穷的形象就会在我面前晃来晃去。而且，我极想得到类似九天玄女娘娘的无字天书，以解决学习上遇到的难题。有时，我还会站立在屋后，遥望西边红日隐隐坠落在后山坡上，生发“家住遥遥一点红，飘飘四下影无踪”的幻觉。我时常觉得，不做出一些事情来，将会对不住薛仁贵和他的儿子。于是想到先从争夺村里孩子们的“领导权”开始，经过几番打斗较量，我如愿做上村子里的“孩子王”，经常在田间地头玩打仗。最为得意的一次，是我领头发动的以少胜多“战斗”，那天我带领本村子几个孩童上山耙松针柴，大家在山上贪玩打扑克，竟把耙柴活给耽误了，又近午饭时间畚箕空空，回去很难向家长们交差。这时，我发现邻村有十几个孩童正在山的不远处耙松针柴，便计上心来，几个商量冒险壮一下胆，即分散开来虚张声势同时大呼乱叫：“快包抄，追打啊！”。由于树林挡住了视线，影响对我们“兵力”多寡正确判断，结果邻村孩童被我们虚张声势吓得屁滚尿流，他们卸下畚箕的松毛柴，拖着篾耙、空畚箕，像鸟兽一样嚎叫四下逃窜。我们则不劳而获地收拾战果急急而返，等他们清醒后奋力倒追时，我们已到安全地带。

幼年看“两薛”的后果大抵如此，由于自己幼稚的行为造成的后果，遭遇母亲的责打也不少。

我相信，每个人入世前读完一本文学作品后，总是幻想自己成为作品里某个伟大正面的人物，要干出一番大事来流芳百世、受人敬重。大概一个人的文学细胞在体内开始萌发，总是通过阅读的方式来感知文学人物的外在行为，从而想自己实践这种行为来满足那种虚拟愿望。入世后，亲历人际之复杂、生活之艰辛、世间之艰难后，就会对人生有另外一种感悟和理解，阅读文学作品不仅仅只是感知文学人物的外在行为，而会将人物与事件关联起来，充分理解和认知文学人物与事件的精神本质，从而调整自己的行为。调整自己行为的最高阶段，莫过于在感知文学人物的外在行为、人物与事件的精神本质后，依据自己的经历感知、体验觉悟再次地转化为文字，那就真正算是爱上了文学，从这种意义上说，文学是有“毒”的。

我固执地认为，文学的过程就是表达人和事物的“生、老、病、死”过程，只不过有些表达是系统性的、有高度的，如《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庞杂的人和物事“生、老、病、死”全在内。有些则是侧面和碎片化的，如熟知多次获各类全国性散文奖的作家安然《亲爱的花朵》表达“生”，《你的老去如此寂然》表达“老”，《哲学课》表达“病”，作品字里行间都有着精神的高度。但我不希望看到她表达“死”的作品，因为我不想中“毒”太深，尤其面对年复一年正在衰老的至亲长辈，你能置身化外么？

对于文学，我还要说一句，就像场地竞技，我们不一定要当竞技手。先以欣赏的眼光注视，如果一时心手发痒到忍耐不住，下到竞技场陪他们练练手还是可以的。

文/张水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