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以来，书法渐趋萎靡，时风媚俗，时至明代，台阁体的柔糜之风盛起，王宠以其独秉天资，集饱学慧眼，刻意追求古拙气韵，其行草书法取法王献之和智永，兼备欧阳询和虞世南法，同时能够融会贯通，自出己意。其行草书整体风格沉着雄伟，秀发天成，姿态横出，人称颇有惊世超俗之风韵。其小楷书法最为精彩，上溯魏晋，身体力行，以钟繇和王羲之为圭臯，尤得力于王献之，用笔平淡自然，点画含蓄，线条质朴平和，具有潇散虚和意蕴，结体疏朗中仍然保留一贯古拙之风，章法错落有致，拙朴中又见古雅散逸韵致，在当时便已在同侪中出类拔萃。有代表作《游包山诗集》《南华真经》《石湖八绝句》《临乐毅论》《前后赤壁赋》等。

王宠（1494—1533），字履吉，号雅宜山人，别署铁砚斋，书室名采芝堂、石湖草堂、御风亭等，长洲（今江苏苏州）人。他博学多才，生性厌恶尘世喧嚣，师从蔡羽后即隐居石湖，几乎与尘世隔绝。一生坎坷，八试不第。仕途的不如意使他更加寄情于山水与诗文书画之间，工篆刻，善山水、花鸟，他的诗文在当时声誉很高，而尤以书名噪一时，与祝允明、文徵明并称于世，被誉为“吴门三家”。何良俊评其书：“衡山之后，书法当以王雅宜为第一。盖其书本于大令，兼人品高旷，故神韵超逸，迥出诸人上。”王宠著有诗文集《雅宜山人集》。

王宠的书法取法极高，无论是楷书还是行草，都以晋唐为法。晚明邢侗在《来禽馆集》说：“履吉书原自献之出，疏拓秀媚，亭亭天拔，即祝之奇崛，文之和雅，尚难议雁行，矧余子乎！”从这段评论可以看出，王宠的书法不但取法晋人，而且成就不让祝文二人，认为即便是祝允明、文徵明也尚难与之抗衡。对于这点，文徵明自己对王宠也极其推崇，文彭在精裱收藏的《王宠真行书十册》的题跋中称：“家君（文徵明）每称述履吉先生翰墨精美，结构圆熟，楷法深得永兴遗意，尤为世所推重。予亦最爱之，相乞无已，兹成十册，乃其生平用意之作。此系雅翁，一时神采，拈毫托素，如渔郎偶入花源，景色殊胜，使之再入，不可复得矣。”明詹景凤评价王宠的《千字文》：“明兴，弘正而下，书法莫盛于吴，然求其能入晋人格辙，则王履吉一人已矣。是卷遒劲疏爽，翩翩几为大令。而行草千字文又希有矣”。何良俊在《四友斋书论》中也持同样观点：“枝山小楷亦臻妙，其余诸体虽备，然无晋法，且非正锋，不逮衡山远甚。”“自赵集贤后，集书家之大成者，衡山也。”

王宠的书法具有三大特点。

一是以拙为巧。冯班在《钝吟书要》中说：“近世王履吉书，行草学孙过庭，全失过庭意；正书学虞，全不得虞笔。以拙取巧，合而成雅，晚节稍稍出己意，以拙取巧，婉丽遒逸，为时所趣，几夺京兆价，文以法胜，王以韵胜，不可以优劣等也。”可见以拙为巧是王宠书法所表现出的一个艺术风格特征。正是这个拙趣，使他的书写相对徐缓、点画起止含蓄、姿态饶有稚趣。也正是为了突出拙趣，王宠有意识地泯去用笔起止的痕迹，显现出一种脱尽锋芒与火气的修养，令人从中体验到含蓄的意趣。

二是简淡之美。王宠对晋人书法的理解，是从晋人清简相尚、虚旷为怀的心灵中获得的。王宠的一生，从容淡泊、高洁清纯，与太湖、石湖一直相伴相随。日日面对烟波浩渺、淡远空阔的太湖，境由心造，也影响到了他的书法创作。在书法创作过程中，他把笔锋往来、牵丝映带都隐藏了，许多笔画简化成为点，把笔画省简到了最省简的地步，造成白多黑少的视觉效果，这便是“简”的一方面。同时，他还通过疏朗的章法布局，极为简省的笔法与结体，造成一种空阔之感。王宠正是以最少的笔墨表达了丰富的内涵、平淡幽远、玲珑剔透的艺术，展现出一种简淡之美。

三是古雅之美。王宠书法的雅归功于他取法高古。宋曹《书法约言》云：“熟则生巧，又须拙多于巧，而后真巧生焉。”王宠在取法晋人书法时，能知取舍，能以学养育之，以人品化之。正是他的高超智慧，使得其书法作品尤其是小楷，用笔古朴，点画浑厚，筋骨内含，清雅静穆，有天真烂漫，也有古朴丰茂，富于机变，神韵超逸，深得钟王神韵，呈现出一种古雅之美。

文/马于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