赣江峡江段

红三军团仁和会议旧址

红一方面军前敌委员会峡江会议旧址

此行何去

1930年10月初，红军攻打吉安取得胜利后，执行立三路线，顺赣江而下，攻打高安、樟树、南昌等大中城市。10月16日，红一方面军进入峡江县境，总指挥部驻扎在离县城2公里远的竹山仔村。深思远虑、运筹帷幄的毛泽东总觉得这样打下去是不行的。攻打长沙失利，打下的城市也守不住，决定要在峡江召开会议，讨论时局问题和红军行动问题。

10月17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总前敌委员会扩大会议在峡江县城的怡顺堂召开。会议由毛泽东主持，参加会议的有总前委委员、红一方面军军以上干部：朱德、彭德怀、林彪、罗荣桓、黄公略、罗炳辉、滕代远、谭政、何长工等；中共中央长江局代表周以栗，江西省行委李文林、曾山、陈正人等，共20余人。会议对资本问题、土地问题作出了决议，在讨论时局问题、红军行动问题时，大家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听了大家的争论后，毛泽东着重分析了敌我双方的军事态势。他说，蒋、冯、阎军阀大战已经结束，蒋介石得以调遣罗霖、毛炳文、公秉藩、张辉赞10万兵力到江西，其前锋已到樟树，对红一方面军构成了“围剿”之势。我军充其量只有3万兵力，双方力量悬殊。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我军不宜与敌硬拼，和敌人去争夺大城市，这样做无异于拿鸡蛋碰石头。毛泽东主张“诱敌深入”，实行战略转移方针，先把敌人引向根据地，再来一个“关门打狗”，各个击破，粉碎敌人的进攻。这一主张，当即获得朱德、罗荣桓等人的同意。但红三军团的干部和长江局代表周以栗等人，仍坚持执行李立三提出的关于全国总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决定，坚持打大城市，而且要快打。周以栗反对毛泽东的主张尤为激烈，甚至以拳击桌，指责毛泽东的主张是游击主义、逃跑主义的继续。这时，毛泽东极为冷静，对反对的意见也不加反驳，起身说：“大家都这样，我这个总前委书记就不好当了。我们红军和地方武装利用军阀混战，打了一些胜仗，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和壮大。但现在是蒋介石重兵集结，联合向我进攻。”接着，他拿起一根小木棒，指着挂在墙上的《江西地图》说：“我们下步棋该如何走呢？是放在赣江与闽江之间好呢，还是放在湘江与赣江之间好呢？我认为赣江与闽江之间比赣江与湘江之间优越得多。大家请看，长江像是一条扁担，挑起两条铁路，一条是粤汉线，一条是南（昌）浔（九江）线。这地方交通便利，敌人容易调集。而赣江与闽江之间有武夷山，没有铁路。加上山高路险，交通不便，敌人兵力不易展开，辎重运转困难，我们正好利用自身熟识的环境和灵活机动的战术，敌人来一点，我们就消灭它一点。从实力来讲，江西没有省防军，江西的敌军都是客军，对地方的守备不那么热心。湖南的省防军很强，民团的势力也很大。江西的靖卫团没有什么战斗力，易于击溃。福建的敌军力量很弱，广东的敌军很保守。再从群众条件看，闽赣边界根据地有广大的革命群众支持。所以，我们红军应该转移到闽赣边去作战。”这一番精辟的分析，使与会者的心灵震动很大，大多数反对的同志放弃了原来的意见。

会间休息时，毛泽东步出会场，邀彭德怀、周以栗在院落的桂花树下，后山竹林旁，一边散步，一边交谈，谈从井冈山到闽赣边界中央苏区开展游击战的胜利战例，谈两次攻打长沙损兵折将失利的教训，引导他们转变思想。彭德怀、周以栗两人权衡利弊，最终同意了毛泽东的主张，还反过来主动去作其他思想仍不通的同志的工作。到19日拂晓，所有与会者基本统一了思想。但是为了等待一部分同志的真正觉悟，毛泽东没有急于作出决议，而是按原定计划，于10月19日在红一方面军总部驻地——巴邱竹山仔村，发出了《进攻高安的命令》，继续向袁水流域进军。在行军途中和驻地，毛泽东继续做说服教育工作，为后来的新余“罗坊会议”作出“诱敌深入”的决议和回师峡江，东渡赣江，实行战略转移，奠定了思想基础。

10月25日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江西省行委联席会议，在新余罗坊继续举行召开（史称罗坊会议）。会议一直开到30日才结束，会议通过了《目前政治形势及红一方面军与江西党的任务》的决定，确定了“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大家分析认为：“因先解放（攻克）峡江县城……成立县苏维埃政府，并成立县委，机关设在县城。峡江解放后，便向新余推进，然后解放新余县的罗坊。新余县城未解放……没有成立县苏维埃政府，也没有成立新余县委。新余的罗坊是划归峡江县委和县苏维埃政府领导。”（1969年6月3日敬访曾山同志记录）

峡江群众基础好，苏区范围广，离驻敌较远，敌防守薄弱。加上赣江江面狭窄，便于渡江。于是，决定回师峡江东渡赣江。

军民齐心

按照红一方面军前敌委员会的部署，红一军团、红三军团分别从南北方面向峡江的巴邱、仁和进发。红一军团是经过金江、罗田翻过西门垴进入巴邱（峡江县城），红三军团是从砚溪、戈坪到达仁和的。一路上，做到不惊扰民众，不损害群众利益，不住百姓家里。据当年红四军司令部勤务员谢福连回忆说：“我们从西门进城过山坳，住在一个（肖氏）祠堂里，祠堂口出来一块空地，有一个戏台，戏台向西，台边有个三角塘，戏台后有个房子，我们住在祠堂里，有二进。首长住在后进上厅右手边。队伍刚刚驻扎下来，敌机就来轰炸，丢了一个炸弹在祠堂前门左侧。站在不远处的十师师长溅了一身泥土。他拍拍身上的泥土，风趣地说：‘差点让它给炸死了。’进驻在县城的战士都住沿街店面的屋檐下。我们住的后面有个院子，里面有好多橘子树，金黄金黄的，馋得口水直流，但是没有人去摘一个吃。”

红军爱护百姓，百姓拥护红军。峡江县委、县苏维埃政府接到省行动委员会关于罗坊会议精神传达后，立即行动起来，布置西南区（今砚溪、金江区域）、中区（今罗田）、西北区（今戈坪、巴邱、仁和南部）、长排区（今仁和北部）苏维埃政府要和上次接待安置红军一样，做好各方面的工作。

“二七”陂头会议后，《峡江县土地暂行条例》很快就颁布实行。1930年3月下旬，不少地方就分了田，赶上栽早禾。尝到了甜头的农民自然感谢苏维埃，感谢共产党。听说毛泽东领导的红军又回来了，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都说：“要让红军吃上热乎饭，吃上一顿红烧肉。”不少群众把红军战士当作自己的亲人一样，把刚刚收割的糯谷，打成麻糍让红军“尝鲜”。当时，霜降已过，立冬在即，早晚寒冷。为了不让红军露宿受冻，各村都将祠堂收拾干净，群众都腾出各家的空房，让红军住宿。仁和镇漕坑村86岁的龚仁敏老人小时候听大人说：“我们村子小，只有12户人家，当时只有红军总部驻扎在村里，其他战士全部驻扎在对面山上。”山里寒气重，早晚打霜结冻，老俵怕红军冷到，把各家各户的晒垫、蓑衣、稻草都送到山上去，让红军扎棚遮露，挡寒取暖。红军队伍中不少战士的草鞋都磨通了，还有的打着赤脚。县妇女联合会组织妇女为红军做军鞋，缝补衣服。巴邱镇西门垴上的边桂英，把家里的一床麻布床单撕成条条，编织了十双布条鞋送给红军。她说，布条鞋比草鞋柔软暖和，经磨耐穿，好行军打仗。

厉兵秣马

“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针对红三军团干部中关于“转移到赣江以东去”的抵触情绪，彭德怀和滕代远决定要召开一个团以上干部会议，解决干部战士中存在的思想问题。

11月4日，会议在仁和大广赣江堤内的“修月山房”召开。会议由滕代远主持。在讨论渡江有关事宜时，会场上顿时发生激烈的争论。大多来自湖北、湖南的干部，听说要远离湖北、湖南、江西，去陌生的闽赣边界，心里一百个不愿意，以各种理由拒绝执行“战略转移”的决议。有些人甚至提出“夹江而战”的主张，即红一军团到赣江以东去，红三军团留在赣江以西。

彭德怀在与当地党政组织协商征集渡江船只，动员群众献门板木料，上山砍伐竹木，制作排筏等事项后才返回会场。他老远就听到里面吵成一锅粥，心里老大地不高兴。他想，与其没完没了地争论，不如来个快刀斩乱麻，以免贻误战机。彭德怀一步入会场，顿时黑下脸，操着一口浓重的湖南口音大声说：“你们吵没吵够呀？要吵，过了江再去吵！”停了一下，他坚定地说：“执行党的决议，不是做生意，冇得价钱讲。党的决议要不折不扣地执行。我是要过江的！我彭德怀一个人也要过江！”一番话重若千钧、铿锵有力，像一记响锤，震撼着全场人的心，那些反对过江的嘈杂声音戛然而止。彭德怀说完后，将滕代远拉到一旁，了解会议争议的焦点，然后转过身，心平气和地向大家分析当前的敌我形势，说明东渡赣江，实行战略转移的重大意义。教育大家要维护红军的团结，行动要统一，要胸怀全局，不搞地方主义，这样才能克敌制胜。经彭德怀的一番解说、教育，与会人员纷纷表态：“执行总前委决议！”“跟随彭总打过赣江，粉碎敌人的‘围剿’！”

仁和江面相比巴邱的江面要宽些，水流相对平缓，全镇只有一条渡船，四五条小渔船，红军靠船过江是不可能的。船只要运送辎重物资和非战斗人员，所以渡江只能靠扎木排。长排区苏维埃政府要求所属的仁和、官田、彭家、长排、刁田等沿河的乡苏维埃政府和农民协会组织群众，进山砍树伐竹，租用群众木板。仁和街上几家药店米铺的商户将店面门板全部拆了下来。一胡姓人家将自家盖新房的木料板材全部让给红军扎木排用。沿江各村的群众积极响应，都将自己家里的大门楼板拆下来，有的连案桌都抬到了江边。他们说：“不要说过江后还可以还回来，就是不能拿回来，帮助红军也应该。”一时间，从仁和到彭家等赣江河边，一字儿排开了三十多只木排，并挑选了60多个识水性的青年负责撑排，真可谓是万事俱备，只待东风。

红一军团先遣部队到达峡江后，立即与县委、县苏维埃政府研究落实渡江准备工作。赣江巴邱段水面窄处只有400米，宽处也有1000米，水深七八米。当时全县载人渡船只有2艘，民间运输的木帆船4艘，每船载重2吨左右，其他都是一次只能装七八个人的小划子、小渔船。2万多名红军官兵，要想在短时间内渡过江去，是不可能的。经过实地勘查，察看水情，决定双管齐下。一是在江面较窄的朝阳渡处架设浮桥，二是在将军渡、水东门及朱木口等渡口，用船装运总司令部、前委机关人员及辎重物资过江。

方案已定，分头行动。县总工会组织手工业工会、船员工会、店员工会等各个行业工会全力以赴，投入到支援红军渡江工作中去，动员店铺老板将店面门板、木业社的木材板料、篾业社的毛竹篾片……一一登记造册，租给红军架设浮桥，所有的划子、渔船征用，做桥浮体。为了减少周折，县苏维埃政府又派人到江对岸的巷口前、方家等村，动员租用木料板材、大户人家的房屋裙板。几天下来，巴邱镇内、巷口前及方家等地的店面门板全部拆卸一空，运至江边。县内最大的米店老板王顺祥将店里囤米的米桶都送来了。他说，可作应急之用。街上好多住户还主动将自己家里的门板、铺板都送来了。他们说：“桥面铺宽些，厚实些、保险些。”为了保护群众利益不受损失，县工人纠察队配合红军组织巡逻，以防不测。镇内镇外，水上岸边，掮树的，扛板的，打桩的，搭板的……到处都是热火朝天，支援红军的动人场面。

东渡赣江

1930年11月5日，仁和渡口舵工王世友、胡螺丝早早来到渡船上，又一次检查了船上用桐油石灰新填补的漏缝是否渗水，划船用的桨得不得劲……因为今天渡船上装的可都是红军官兵和重要的物资啊！随着一阵阵嘹亮的军号声响起，满载红军官兵的渡船、木排都快速地划向对岸的漳口、黄家等登陆点，一场伟大的战略大转移就此拉开了序幕。

据当年毛泽东的警卫员陈昌奉回忆说：“毛主席在新余罗坊会议后，就随红军大部队来到峡江县城。当天（11月5日）下午两三点钟到达，住在县城山脚下衙门边不远的一栋民房里。毛主席到了县城后，就带我们到河边去看架浮桥，并询问了船只准备情况。”朱德率领红一方面军总部，红一军团所属四军、十二军也同日到达了峡江县城。当天下午，先遣部队从浮桥上渡过赣江，到对岸的方家、巷口前、水边等地集结。

第二天（11月6日）上午九时左右，初冬的江雾刚刚散开，红军渡江开始了。各主力部队依次从浮桥过江。停靠在将军渡、水东门及朱木口的船只，装载各军的辎重物资及机关人员，向对岸的巷口前、方家、宋家等渡口奋力驶去。船工邹永寿事后回忆说：“当时我年轻，才20多岁，划船打个来回只有一顿饭的工夫。这一天来回划了十七八趟了，装的都是红军首长。朱总司令、林彪都是坐我的船到巷口前。”

红一军团渡过赣江后，一路从水边、分界，一路从方家、小枥，翻山过吉水八都进入永丰。红三军团过江后，经新干县的南头、香炉等地向永丰进发，集结待命。

12月底，红一方面军集中优势兵力，在永丰龙冈粉碎了敌人的第一次“围剿”，活捉了张辉瓒，歼敌1.6万，创造了红军史上从未有过的奇迹。

红军峡江东渡赣江后，峡江有两千多名青年分别参加了红一、三军团，南征北战，建立功绩。峡江的革命火种迅速蔓延成了燎原之势，河西河东全都成了红色苏区。

红军峡江东渡赣江在于坚定地执行了毛泽东提出的、总前委决定的“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克服了红军中的地方主义思想，避免了红军主力的分裂，加强了一、三军团的团结与统一，在思想上和军事上，为第一次反“围剿”的伟大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文/杜郁　本报记者　胡志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