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渐鸣拓片补绘作品  

■王渐鸣

古时候，没有今天的摄影和复印技术，要想复制书画古器，唯有用临、摹、硬黄、响搨四法。宋代张世南《游宦纪闻》介绍说：“临为置纸于旁，观其大、小、浓、淡、形、势而学之，若临渊之临。摹谓以薄纸覆上，随其曲折婉转用笔，曰摹。硬黄为置纸热汁上，以黄蜡涂匀，俨如皂角器，毫厘必见。响搨，谓以纸覆其上，就明窗牖间，映光摹之。”这四法，唐人善用之，尤其是响搨，又称“影书”、“影搨”、“摹搨”、“影摹”，传世至今的神龙本《兰亭序》及王氏一门翰墨都是用这种方法复制的，启功先生谓之“下真迹一等”，是最接近原作的。

及至宋代，欧阳修有集古癖，长期致力于搜集古碑刻金石，拓以自存，共集得三代以来金石遗文一千卷，晚年择其精者一一题跋，成《集古录》十卷，是我国最早的金石学著作。宋太宗淳化三年（992年），皇帝命内廷有司精选从先秦至隋唐一千多年的书法墨迹，包括帝王、臣子和著名书法家等103人的420篇作品，经双钩描摹后，刻在石板或木板上，再拓印装订成帖，广布人间——这就是在书法史上具有巨大影响力的《淳化阁帖》。从此，拓片成为书画古器最主要的传播工具，因为它将原件的笔画、纹样用墨捶打出来后，能够清晰、完整、准确、真实地反映物件的原貌。拓片应用广泛，诸如甲骨文字、铜器铭文、碑刻、摩崖、墓志铭、古钱币、画像砖、画像石等，都可以使用这种办法。其实，传拓之法，在隋朝已有，唐人偶用之，只是在宋代才兴盛起来。

早期传拓的方法，多为平面拓，适用于呈现碑刻或器物上的纹样或文字。后来，人们为了准确传达出实物的整体样貌，研究发明出了立体的全形拓法。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需要投影定形、局部拼拓等多个程序。清末大收藏家陈介祺（1813－1884年），喜藏古物，钟鼎彝器，十分丰富，也善于制全形拓，他藏有西周著名的毛公鼎，国宝因了他的传拓让外人共睹芳容。民国以后，周希丁（1891--1961年）又借鉴西方传入的透视、素描等方法，改进全形拓法，使立体感较前期大为增强，并出现了用墨色浓淡来表现光线明暗变化的新技法。

如果说单纯的全形拓本意尚非为艺术，只是为尽量展现器物原貌供人观瞻和研究，那么“全形拓补绘”则是一种全新的艺术形式无疑。在拓制的古器形上补以花卉、杂件，首开先河的，是一个叫六舟的和尚。

六舟（1791—1858年），俗姓姚，字达受，浙江海宁石井(今属钱塘江镇)人。幼即出家于盐官北郊白马庙，后曾任湖州演教寺、苏州沧浪亭、杭州净慈寺方丈。他是一代著名的金石僧，精全形拓，又擅画，他将自己裒访而得的十块古砖凿成砚后，制成拓片，分别补绘上灵芝、天竺、水仙、梅兰菊竹、松柏、菖蒲植物，汇为《古砖花供》一卷，另有补汉代雁足灯拓片而绘就的《剔灯图》、补阿育王所造之塔拓片而绘就的《礼佛图》，都是拓片补绘中的经典之作。

鉴于六舟和尚与江南文化圈交流广泛，他的拓片补绘传播和影响深远。书法、绘画、诗词和金石考证之学融为一体，是一种极为风雅的文化行为。近代以来，吴昌硕、吴湖帆等许多画家都乐衷此道，有时是多人合作，更显高雅和珍贵。当今之世，文化繁荣，拓片较先前更易得，加上翻刻品盛行，用以补绘的资源极丰，越来越多的人涉猎其中，颇得其乐。我所熟知的王登科先生有一批拓片补绘作品，不但笔墨精良，而且构思精巧，意趣横生，是此中难得的佳作。

我平时也会自制或购买一些有意思的拓片，视其造型，补缀些东西。一次得一经幢残石，酷似龟背，即添头脚，颇有神龟之像。又有友人赠“永和九年”砖拓，遂画旧门墙一面，使之嵌入其中，墙上生一丛仙人掌，门洞外电线支横，几只燕子立其上，题曰“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因“永和九年”令人不由不思《兰亭序》而及王羲之也。当然，补绘最多的，还是在一些瓶尊壶鼎拓片上，添以杜鹃、莲蓬、兰花之属，也算是见贤思齐，雅人深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