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六军团后人: 十年漫漫寻亲路
“七一”前夕,原中共遂川县委农工部常务副部长陈强,捧着一叠寻找伯父陈富连的相片、档案和资料复印件以及他寻亲的工作日记,要我帮忙整理。

     

     

陈富连和妻子的照片

     

红六军团西征主体雕塑落成 刘祖刚 摄  

■王以之

“七一”前夕,原中共遂川县委农工部常务副部长陈强,捧着一叠寻找伯父陈富连的相片、档案和资料复印件以及他寻亲的工作日记,要我帮忙整理。

我想起十年前那段故事来了,觉得惭愧。早在2011年,我曾帮陈强寻找红六军团亲人。我想方设法,把电话打到遥远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组织部、疏勒县民政局等陈富连可能工作过的部门单位。因为没有陈富连更详细确切的信息,对方一头雾水。我稍作尝试,便作罢放弃了。

想不到,陈强坚韧不拔,十年寻亲衣带宽,为伊消得人憔悴。农一师1至7团、农三师的组织部、档案局,41团团部和兵团军事博物馆等,他都去过电话。电话打了上百个,信息发过几十条,传真传过十几份,终于有了一些成果。

陈强的父亲陈水灵对他说,他的伯父陈富连在抗日战争中多次负伤,还因枪伤、刀伤加上冻伤,致左上肢和下肢残疾。1954年8月,陈富连病故。直到临终前,兄弟俩都没有见过面,也不知道陈富连后人的下落。

陈强的寻亲日记里,他所联系过的部队、史志部门单位,从阿拉尔市到沙子井垦区,从兰州军区到乌鲁木齐,有姓有名和有姓无名的热心人,人名、地名、电话号码,密密匝匝记了厚厚的一本。

手中的一堆东西,最让陈强感到宽慰的是三份沉甸甸盖着部队史志办大印的档案材料:

材料一:中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一师委员会史志办公室的“中国共产党一团组织史资料”的复印件,赫然记载:陈富连,男,汉族,江西遂川县人,1909年5月出生,1932年11月在江西兴国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7年7月参加中国共产党。历任班长、排长、副连长、政指、副营长等职。1953年,一团建团初期,他负责通讯联络工作,副营级干部、电话教员。1954年8月,陈富连病故,终年45岁。

材料二:《一团简史》“1937年7月7日前参加革命人员名单”中,陈富连为10人名单中的一员。

材料三则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一师档案局的1951年《荣誉军人登记表》。表格直观显示内容为:十四团,陈富连,41岁,江西人,入伍时间为1932年,入党时间1936年,残疾状况为左上肢下肢僵直、运动障碍,残疾等级为二等乙级,领取残疾金352.5元。

陈强告诉我说,其实这三份档案有一段之前的历史没能体现。

1928年1月16日农历小年,在陈富连家不远处的左溪河畔,毛泽东率领工农红军掀起了发动群众打土豪的高潮。他们组织人员将圳口村刘俊槐、刘俊乙等土豪家数十头肥猪宰杀,并在浮桥头给到会群众分肉。陈富连常到草林圩边的万寿宫中听党课,参加毛泽东主持召开的群众大会。红军宣传保护中小商人的政策,规定保护工商业的具体措施:一是反对封建剥削,只能没收地主的财产,保护工商业部分;二是如果是地主兼商人,只能没收他的封建剥削部分,商业部分连一个红枣也不能动;三是如果是罪大恶极的土豪,在没收其商品时一定要出布告,公布他们的封建剥削罪行。保护工商业的政策,极大稳定了当地以及周边工商业的经营形势。陈富连从十四五岁起,便跟随父亲到大汾、堆前、黄坳等地赶圩,十七八岁常随父挑米担到黄坳、小行洲等米市上交易,深感共产党的工商政策好。因此,常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输送大米、食盐、布匹、茶叶、药材等物资。1930年前后,陈富连上井冈后,随酃遂游击队和红独四团行动,便没有回过家。

档案虽然找着了,但亲人的墓葬没下落,亲人的后代没寻到,揪心哪!随着年岁的增长,陈强加快了寻亲的步伐。2016年10月28日,受邀在遂川横石参加长征胜利80周年纪念活动之后,办法更是想了不少,发动家人凝聚兄弟一起找,下吉安上省城找党委要党史,只要能想到的办法都用上。为了寻找伯父陈富连,陈强认真地研究起红六军团的历史,攻读过萧克的回忆录、袁国祥的《难忘征程———进军新疆的故事》,希望能从中找到一丝线索。所以,陈强几乎成了半个“红史通”。

陈强还翻阅到遂川县党史办109号档案。

档案中记载,红六军团长征先遣队18师54团于8月7日晚到达遂川县城。时任团供给处主任、后任吉安地区行署副专员的陈宗德在1985年7月19日接受采访时说:“我们54团是从永新牛田出发的,当天晚上就到达遂川县城,我们供给处就住在遂川县城石桥边的一个亭子里,以后就随着主力部队一块西征,到达桂东。行军途中以团为单位,不一定都是走一条路,但路线和方向基本是一致的。”

一直以为陈富连已经牺牲,组织上安排他的弟弟陈水灵1950年5月到吉安军烈属子弟学校学习后参加革命工作。陈强从来没面见过伯父,只在抽屉里珍藏着两张伯父伯母的照片。对两位革命老人的崇敬,是从父亲陈水灵对着照片的讲述开始,打小便铭刻在心。每年回乡,他最喜欢听长辈们津津乐道陈富连长征出发前的故事:

1934年8月7日晚,陈富连随长征先遣队经过红色圩场草林,因从家门口过,便向部队请了一个时辰的假,回草林村锡富组家中看望家人。据老人们回忆,陈富连当时个头不高,身上的灰色军装有点大,背一支跟自己差不多高的长枪,好神气,像个班长什么的。他回家拜见长辈,坐下后就说红军队伍官兵平等、纪律严明等等的事。长辈陈章吉是当时地方上的“草鞋王”,带领陈照凤等连夜赶出36双草鞋2床席子,送给部队。陈照增也给红军送了一大包“打药”,即治刀伤和跌打损伤的药。陈富连没在家过夜,连夜赶回了部队。第二天一大早参加攻打家门口的林家炮楼战斗。

《萧克回忆录》中有这么一段:“湘赣苏区和中央苏区以赣江为界,河东是中央苏区,河西就是湘赣苏区。我和蔡会文从兴国出发,西渡赣江后,于1932年10月25日,到达了湘赣省委、省军区所在地永新县城。”

湘赣苏区和中央苏区连成了一片,那年,陈富连紧随萧克部队“重返罗霄山”。

2013年6月24日下午,农垦一师史志办贺苏林主任在电话中,非常激动地告诉陈强:已经查到《一团组织史资料》中一段记录,并交代史志办开始查找陈富连妻子马玉兰和后代的下落。

贺苏林说每一个寻找亲人的电话他们都会认真对待,因为部队有过切肤之痛,1949年9月14日过祁连山冻死的153名战士,至今未找到烈士花名册,都成了无名烈士。电话那头,贺苏林说话哽咽,抽泣了起来……

1949年9月14日,十四团在团长刘发秀、政委杨华的带领下,担任前卫过祁连山,20小时奔走80公里。战士们都身着夏装,突遇恶劣天气,风雪冰雹交加。在从金华岭到俄堡30公里的雪地上,800多名战士冻伤,有153名战士冻成了冰雕,长眠在祁连山上。

少将袁国祥当时为二军政治部宣传干事,事隔几十年,在给陈强的电话中说起此事仍失声痛哭。

据新疆军区政治工作部编研室范进军、李朴、李海生的《红六军团对长征胜利的历史贡献》一文载:“红六军团从湘赣苏区突围西征,揭开了红军长征的序幕。红六军团在长征中既担负了先遣探路任务,又是后续到达陕甘宁边区会师的后卫部队,其长征的时间最长、走的路也最多,为红军长征的最后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重要贡献……红六军团在抗日战争时期为八路军第120师359旅,解放战争时期成长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军,后随王震进军新疆,成为新疆军区部队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遂川出发的红六军团西征,有效地牵制和调动了敌军的大量兵力,减轻了敌人对中央苏区和主力红军的压力,为中央红军的长征察明了敌情、探明了道路,建立了湘鄂川黔根据地。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北上南下,以原红六军团为骨干的359旅718团、平山团、南下支队等,都是战场上冲锋陷阵的钢铁尖刀。

这支钢铁尖刀一般的队伍跟随农垦大军一道上了天山。当时驻疆的二十万官兵绝大多数尚未婚配,不解决这个问题,从西汉到左宗棠两千年戍边屯垦“一代而终”的历史悲剧将再度重演。

“雁声已过潇湘去,十二楼中月自明。”在党中央建设新疆的号召下,一场轰轰烈烈的参军狂潮席卷了湖南三湘四水,一时间出现“八千湘女上天山”的历史壮景。激情澎湃的湘女们蜂拥至古都长沙,报名参军,陈富连的妻子马玉兰就是其中的一员。

2013年7月17日,农一师一团办公室王秘书的电话直接打到陈强的手机上,王秘书说资料找到了。1950年的档案:陈富连在通讯连当排长,41岁,1932年1月参加革命工作,党内职务:支委,文化:不识字。1952年1月5日登记的材料则是:团部电话教员,副营级干部,43岁,认识200字。1954年登记的档案是:马玉兰立三等功,在直属连,1956年调四连。

找到资料的王秘书很是激动,问要不要复印?陈强也压抑不住自己的心绪,说:“辛苦王秘书您帮忙找全来,一起复印。”王秘书到劳资科查档案,遗憾的是再没有收获。不久后,王秘书到边境团挂职去了,再也联系不上。

几经辗转,陈强找到已经94岁的原阿克苏卫生局局长陈淮远,他曾在14团卫生队工作过,希望得到一点消息。可惜老人年纪太大,神志不清。陈强曾联系湖南省委党史办寻找“湘女上天山”的线索未果,伯母马玉兰及其后人的下落从此成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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