净居寺禅门规制  

■李梦星 文/图

走进青原山净居寺，在院内院外可以看到一块块的菜地，长着蔬菜瓜果，一年四季的品种不同。这些蔬菜由寺里的僧人和居士栽种，供应给寺中厨房。而在古时，净居寺还有不少田地、山林，一部分出租给农户，一部分由僧尼自己耕种，基本上可以自给自足。当代，净居寺依然继承农禅并重的优良传统，不愧为禅宗祖庭，为其他寺院作出了表率。

我多次在净居寺用过膳，吃过寺里自种的蔬菜，吃惯了添加调味品菜肴的我辈，会觉得寺里的菜蔬不是很重口，却保留了原味。又因是用有机肥生产的，口感较好，在外面很难吃到。我还看过寺里的《大寮规约》12条，开篇强调爱惜食物的必要性：“寸薪粒米，当思来处之艰难；滴水残羹，须念作时之不易。既不暴殄天物，复当调和口味，咸淡适度，香软得宜，慎重烹饪，勿生轻忽。”具体的要求简单而明了，如“所剩粥饭，必须尽心料理，不可损坏，留存后吃，违者罚。”“大寮闲谈杂话，高声大叫，吸烟闯寮酗酒赌博，破口交拳者罚。不服者出院。”在净居寺还可以看到庵堂屋舍里张贴了不少规约，告示禁止哪些行为，违反了如何处理。一条条明确而具体，内容涉及到僧众生活各个方面的行为规范，要求很严格。

这一套管理清规源远流长。唐代以后，禅宗丛林遍布，信徒众多，大部都居住在寺里，给管理造成了困难。百丈禅师怀海认为有创立丛林规式的必要，于是对佛教沙门设立佛图户的制度作了大胆的调整。根据禅宗的修行特点，结合佛教的大小乘戒律，制订了《百丈清规》，典型的有“别立禅居”“普请劳作”等规定，成为禅宗寺院组织的程序和寺众日常行事的章程准则，使禅宗的体制更加中国化、制度化，对禅宗的存在与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农禅并重是《百丈清规》的重要制度之一。原始的佛教徒不事生产，靠托钵乞食化缘维生。但中国素来以农立国，社会各界都很重视农耕，仅靠乞食生活，会被视作懒汉或无用的人。托钵乞食成为佛教立足于中国的一大障碍。

唐中叶以后，封建政权对佛教的特权采取了许多限制。“两税法”实行后取消了对寺院和僧尼个人田产免税的规定，伴随着士族的衰落，寺院的土地和劳力来源都很困难。许多佛教宗派，如法相宗、天台宗等，由于贵族色彩太浓，解决生活来源的能力差，都不能适应形势的变化而迅速没落。

《百丈清规》要求，僧人除平日里专心修行参禅外，每有农作或劳动，便由僧值师宣布，全寺上下无论长幼必须一同劳动，所谓“一日不作，一日不食”。这种“普请劳作”的规定，为禅宗的“自给自足，独立发展”奠定了经济基础，使禅宗获得了在困境之下的生存主动权，使佛教徒不是一个寄生的阶层，为佛教能够在中国立足并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资基础。

净居寺自古以来就有常住田，为寺院的田产，是寺院得以持续发展的基本经济保障，也是农禅并重的实施基地。据清《青原志略》记载，净居寺所拥有的山地很多，“久荒落民间”。到明末崇祯年间，“存契六十契”，面积“共一千七十石八斗五升”。本寂禅师任住持时赎回一些，清初笑峰和尚再买田产七契，载租一百二十五石五斗，墨历和尚又买田八契。这些常住田不许出售，可以出租。“四邻各佃者分耕者，每年纳租四百五十九石六斗二升，余皆常住自种。”“笑和尚种茶千株，墨老人亦种之。”有些寺田由僧众耕种，自食其力，基本上能保障生活的需要。

农禅并重的制度颁行几百年来，有的寺庙执行得不太好，有逐渐松懈的迹象，流于形式。到了明末清初，天下乱糟糟的，清规也就更难实行了。生活没有着落的禅宗寺僧，只得披着袈裟，托着饭钵，四处乞讨，求施主施舍。方以智住持青原时，社会上也有这样的现象。他觉得，应整肃寺规寺纪，严格执行《百丈清规》。当时有不少田地山林属净居寺的产业，有的荒芜多年。他召众僧反复念诵清规内容，阐述清规的意义。《青原志略》中载：“山中石多，树木难长，野兽害稼，坑田多荒。”他带头上山砍柴、种茶，下田种粮种菜。众僧见住持年龄这么大了都参加劳动，也就自觉行动了。一两年过去，青原山已能自供，僧人也得到了锻炼，寺风有了好转。

随着时代的发展，禅宗清规也在调整和变化。净居寺也是如此，一直保留着百丈清规的主要精神，根据世态寺情变化补充新的东西。在新的时代，农禅并重这一优良制度依然在净居寺传承，但不拘泥于“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古制，以更多更新的方式呈现，内容也更为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