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封的旧粮票
暇日,整理旧樟木箱的书籍,从一本旧字典封皮里,抖落一叠票券。捡起来一看,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江西省粮票。捧着这票面壹两、半斤、壹斤等面额的废弃粮票,不......

傅家昆

暇日,整理旧樟木箱的书籍,从一本旧字典封皮里,抖落一叠票券。捡起来一看,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江西省粮票。捧着这票面壹两、半斤、壹斤等面额的废弃粮票,不由想起青少年的往事。

记忆中,六七十年代,农村的粮食产量并不高,副食品匮乏。为保证人们不饿肚子,国家采取口粮供应制,按人口分配,凭票买粮,凭票吃饭。第一次接触粮票,是1967年9月,我上中学读书。刚入学报到,就用大米从学校总务处换来月供35斤粮票,凭票在食堂兑换成等量饭票(也可以到校外的商店里兑换副食品),拿着饭票,就可以在食堂打饭了。

按说每月35斤大米应该足够,但不知为什么,那时我们总感觉到饿。每到月底,饭票就用完了,而下个月的粮票还没有换下来。无奈之下,班上的男生便向省吃俭用的女生借或买。通常女生节余的粮票也不多,男生只好让在乡下的父母寄些炒花生、炒薯片之类零食充饥。

在校读书,不仅要把心思放在学习上,还要把一部分精力放在对付饥饿上。早餐一碗粥两个馍,上午十点半,肚子就饿得咕咕叫了。每当最后一节课下课铃响,同学们便敲打着大口径搪瓷缸,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奔向食堂。而我,通常选择在半小时之后再去打饭,因为这时候学生打饭接近尾声,食堂炊事员可以给我多舀一勺剩下准备喂猪的菜汤。

参加工作后,依然离不开粮票。我所在工厂里的食堂不收粮票,只收大米。我只好拿按月分配的粮票到粮站购买大米,再吭哧吭哧地扛到食堂换成饭票。有次邀上几个同事到附近的国营小饭馆,点了几个小菜,要了几碗米饭。饭后掏钱结账,却被告知还需要粮票。理论了一番,饭馆经理说:“你们吃的米饭,都是凭粮票供应的,没有粮票,我就是拿再多的钱,也买不回来大米啊。”好在同事口袋里揣了几张全国通用粮票,帮我解了围。从那时起,无论下乡,还是出差在外,我的口袋里总要随身携带几张粮票,以解决吃饭问题。

后来,下放在农村的家人落实政策回城,我的户口从单位集体户中剥离出来,落在居委会。这时我的手里多了一个红本本———粮油供应证。凭证可以在粮站购买每月定量供应的大米,也可以换成等量的粮票。每个月,我都要骑着破旧加重自行车,带着粮票或粮油供应证,带着缝制的棉布米袋,到城区粮站,排队买米。80斤大米夹在自行车后座上,沉甸甸地驮回来,感觉驮着的,是一家的温暖。

粮票逐渐淡出我们的视线,是在实行农业生产承包责任制,粮食产量连续提高,温饱问题解决之后。每月供应的粮票有了节余,便拿来兑换小商品。再后来,商品供应充足,粮食连年丰收,人们的生活方式从吃得饱向吃得好转变,粮票悄然退出历史舞台,成为一种记忆的符号。

现在无意中翻出尘封几十年的旧粮票,心中涌起一份怀念,一份感激,一份幸福。我觉得,这些泛黄的旧粮票,是一种提醒。它提醒我们,活在当下是多么的幸福富有,提醒我们节约粮食,不要浪费,也提醒我们,要热爱土地,敬畏自然,牢牢守住粮食安全这根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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