糯米糖
叮叮壳、叮叮壳......每当村子里响起这抓心的响板声,小伙伴们就如同听到集结号一般,从各个角落冲出来,把卖糯米糖的货郎围了个水泄不通。

     

沿街叫卖糯米糖的老钟头  

■欧阳跃亲文/图

糯米糖,一听名字口齿就生津的一种糖,那是童年最甜的回忆。

在穿衣戴帽只有蓝白灰三色的年代,生活的甜香味很少。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有一次我为了能吃上几个老介福的饼,故意让自己冷得病了一场,父亲才奢侈了一回给我买来几个薄酥饼。

叮叮壳、叮叮壳......每当村子里响起这抓心的响板声,小伙伴们就如同听到集结号一般,从各个角落冲出来,把卖糯米糖的货郎围了个水泄不通。最高兴的是手上拧着塑料鞋、橡胶鞋底,拽着牙膏壳,提着鸡毛鸭毛的小伙伴,因为有了这些东西,他们就有了换糯米糖的“资本”。但两手空空的其他小伙伴们也很高兴,即使闻闻那麦芽糖糅合糯米的甜香,心情也是无比欢畅。

以物易物,物资的缺乏让所有看似垃圾的东西都做到了物尽其用。于是,平时攒这些东西就成了我们放牛砍猪草之外的另一项重要任务。因为,攒到了这些东西就等于攒到了生活的甜蜜。有一回,货郎的响板再次在村里响起,实在受不了诱惑的我跑回家,翻遍了所有的角角落落、叽里旮旯儿,甚至爬进了老式的大床底下,也没找到任何可以换糯米糖的东西。走进厨房,当我看见搪瓷把缸里已经挤得七扭八歪瘪瘪的牙膏壳,我动起了心思。牙膏还没有完全用完,挤一挤还能用个一两回,如果我现在就把牙膏挤空了,那不就可以名正言顺把牙膏壳收归我的囊里,拿去换糯米糖了吗?想到就干,可正当我使出“吃奶的劲”把最后那一点白色的牙膏挤出时,不知道什么时候父亲突然站在我的面前,黑着个脸。

挨揍是躲不过了,但最后父亲还是将牙膏壳给了我。以痛换甜,我相信不少和我同龄的人也有类似的经历。

忍着疼痛我欢快地跑向卖糯米糖的货郎。或许货郎嫌弃牙膏太小,用刀比划了半天,才将刀尖挨着那一大块糯米糖的边沿定住,拿刀的手还用手指抵住糖块,好像一不小心就会滑刀,亏掉老本似的。小铁锤敲得当当响,我的心也随着那声音忐忑起来。

“切多点、切多点!”我拼命地喊着,可货郎的刀似乎有千斤重一样,最后只切下薄薄的一片。

把糖拿到手里,我可舍不得一口吃了。先用两手把糖拉伸成长长的糖丝,然后右手把糖举得高高的,头侧仰着,嘴巴往上撅,张得老大老大,随后才将糖丝慢慢放入嘴里。一边吃一边嘴巴吧嗒吧嗒,故意向“羡慕嫉妒恨”的小伙伴炫耀着。最后,直到把粘着糖香的手指吮吸了无数遍,这甜到心里的享受才算结束。

转眼几十年,物资的充裕并没有改变糯米糖在我心中的地位,只要听见那熟悉的“叮叮壳、叮叮壳”声,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停下脚步,买上10块钱。

为了童年的味道,我结识了老钟头,一个20多岁就开始在吉安城沿街叫卖糯米糖的老人。

从老钟头口里得知,在吉安城里卖糯米糖的都是丰城人,每年的下半年,他们就结伴来到吉安,租下农房,开始做糯米糖生意。

老钟头是吉安卖糯米糖元老级的人物,黑发变白发,挑子也换了几副。几十年风雨,吉安已然是他们的第二故乡,糯米糖也成为了吉安的小吃。

东南西北中,生意人自然遵循着相互的约定,各自有固定的卖糯米糖的线路和熟客。每天早上5点,老钟头就挑着六十来斤的挑子出门了。他还是延续着传统的卖糯米糖的方式———徒步兜售。他似乎平衡感特强,挑子根本不用手扶着,双手的主要任务是用来敲击响板的。挑子往肩膀上一搭,就像粘在肩膀上一样,忽闪忽闪地颤动着。

老钟头常走河东这条线,走过井冈山大桥,来到河东的几个菜市场和火车站,然后从吉安大桥走回河西。兜一圈,糯米糖就能卖光,天也黑下来了。

随着食品的丰富,老钟头他们卖糯米糖的生意也越来越难做了。年轻时,从丰城老家到吉安来做糯米糖生意的有几十号人,散布在吉安的各个县(市),而现在,只剩下他们几个老人了。

老钟头告诉我说,等哪天他走不动了,他也要撂下这挑子。因为,儿女们没人接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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