沿街叫卖糯米糖的老钟头  

■欧阳跃亲文/图

糯米糖，一听名字口齿就生津的一种糖，那是童年最甜的回忆。

在穿衣戴帽只有蓝白灰三色的年代，生活的甜香味很少。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有一次我为了能吃上几个老介福的饼，故意让自己冷得病了一场，父亲才奢侈了一回给我买来几个薄酥饼。

叮叮壳、叮叮壳......每当村子里响起这抓心的响板声，小伙伴们就如同听到集结号一般，从各个角落冲出来，把卖糯米糖的货郎围了个水泄不通。最高兴的是手上拧着塑料鞋、橡胶鞋底，拽着牙膏壳，提着鸡毛鸭毛的小伙伴，因为有了这些东西，他们就有了换糯米糖的“资本”。但两手空空的其他小伙伴们也很高兴，即使闻闻那麦芽糖糅合糯米的甜香，心情也是无比欢畅。

以物易物，物资的缺乏让所有看似垃圾的东西都做到了物尽其用。于是，平时攒这些东西就成了我们放牛砍猪草之外的另一项重要任务。因为，攒到了这些东西就等于攒到了生活的甜蜜。有一回，货郎的响板再次在村里响起，实在受不了诱惑的我跑回家，翻遍了所有的角角落落、叽里旮旯儿，甚至爬进了老式的大床底下，也没找到任何可以换糯米糖的东西。走进厨房，当我看见搪瓷把缸里已经挤得七扭八歪瘪瘪的牙膏壳，我动起了心思。牙膏还没有完全用完，挤一挤还能用个一两回，如果我现在就把牙膏挤空了，那不就可以名正言顺把牙膏壳收归我的囊里，拿去换糯米糖了吗？想到就干，可正当我使出“吃奶的劲”把最后那一点白色的牙膏挤出时，不知道什么时候父亲突然站在我的面前，黑着个脸。

挨揍是躲不过了，但最后父亲还是将牙膏壳给了我。以痛换甜，我相信不少和我同龄的人也有类似的经历。

忍着疼痛我欢快地跑向卖糯米糖的货郎。或许货郎嫌弃牙膏太小，用刀比划了半天，才将刀尖挨着那一大块糯米糖的边沿定住，拿刀的手还用手指抵住糖块，好像一不小心就会滑刀，亏掉老本似的。小铁锤敲得当当响，我的心也随着那声音忐忑起来。

“切多点、切多点！”我拼命地喊着，可货郎的刀似乎有千斤重一样，最后只切下薄薄的一片。

把糖拿到手里，我可舍不得一口吃了。先用两手把糖拉伸成长长的糖丝，然后右手把糖举得高高的，头侧仰着，嘴巴往上撅，张得老大老大，随后才将糖丝慢慢放入嘴里。一边吃一边嘴巴吧嗒吧嗒，故意向“羡慕嫉妒恨”的小伙伴炫耀着。最后，直到把粘着糖香的手指吮吸了无数遍，这甜到心里的享受才算结束。

转眼几十年，物资的充裕并没有改变糯米糖在我心中的地位，只要听见那熟悉的“叮叮壳、叮叮壳”声，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停下脚步，买上10块钱。

为了童年的味道，我结识了老钟头，一个20多岁就开始在吉安城沿街叫卖糯米糖的老人。

从老钟头口里得知，在吉安城里卖糯米糖的都是丰城人，每年的下半年，他们就结伴来到吉安，租下农房，开始做糯米糖生意。

老钟头是吉安卖糯米糖元老级的人物，黑发变白发，挑子也换了几副。几十年风雨，吉安已然是他们的第二故乡，糯米糖也成为了吉安的小吃。

东南西北中，生意人自然遵循着相互的约定，各自有固定的卖糯米糖的线路和熟客。每天早上5点，老钟头就挑着六十来斤的挑子出门了。他还是延续着传统的卖糯米糖的方式———徒步兜售。他似乎平衡感特强，挑子根本不用手扶着，双手的主要任务是用来敲击响板的。挑子往肩膀上一搭，就像粘在肩膀上一样，忽闪忽闪地颤动着。

老钟头常走河东这条线，走过井冈山大桥，来到河东的几个菜市场和火车站，然后从吉安大桥走回河西。兜一圈，糯米糖就能卖光，天也黑下来了。

随着食品的丰富，老钟头他们卖糯米糖的生意也越来越难做了。年轻时，从丰城老家到吉安来做糯米糖生意的有几十号人，散布在吉安的各个县（市），而现在，只剩下他们几个老人了。

老钟头告诉我说，等哪天他走不动了，他也要撂下这挑子。因为，儿女们没人接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