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内阁首辅杨士奇行书  

■李梦星

吉安古代因科举兴盛，走上仕途的众多，宋明两代尤盛。有的任宰辅，是君王的左右手；有的任尚书、三司首领，掌握了人事、财经乃至生杀之权；有的任布政使、巡抚等封疆大臣，至于州府一级长官更多。民间有句俗语，打铁还需自身硬。只有以清廉的道德操守立身，以刚正的人格从政，才能建功立业，才能受到百姓的拥戴，才能名垂青史。

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吉安先贤们，在义与利的关系上，信奉孔子所说的“见利思义”；在金钱和物资诱惑前，遵循孟子所说的“可以取，可以无取，取伤廉”；以见利忘义、贪赃枉法为耻，行正道，积官德，留下了篇篇佳话。

著名诗人吉水人杨万里在官场上奔波了30多年，一直视富贵为敝屣。在任江东转运副使时，他掌管了大量财物。任满离职时，有余钱万缗，他一文不取，全弃之于官库。他做京官时，预先准备好了回家的盘缠，锁在箱中，告诫家人不许置物，以便离职时轻装上路。当时的诗人徐玑在《投杨诚斋》诗中称之为“清得门如水，贫惟带有金。”他的儿子杨长孺等后人，传承了清廉的家风，深受人们赞许。

明代安福人刘戬，奉命出使交趾(今越南)颁诏扬国威。以往出使南洋一带的大臣，总会在船上捎些货物沿途做点生意，自己也带些私货。刘戬对这种做法很反感，认为有损使臣的尊严。他只带几个卫士和仆人，走陆路前往。到了交趾，办完事就立即回国。交趾的国王以为接待不周，得罪了使臣，便命人送了包金银珠宝给刘戬，他谢绝了；国王又派人在途中给他送礼物，他坚辞不受。国王深受感动，在给明朝廷的谢表中，称“廷臣清白”，并在边界的驿道上建了座“却金亭”来颂扬刘戬的清廉。

明代任内阁首辅20多年的泰和人杨士奇，是两代帝师，曾集军政大权于一身。可他从未得意忘形，更不以权谋私，甚至按朝规可享受的待遇也尽量推辞，如谢绝皇帝给他修缮住所和在老家建房赐田等。他奉公清廉的操守，赢得朝野臣民的敬重，也是他立于四朝均受君王倚重的重要原因。

明代嘉靖年间，永丰县郭汝霖被朝廷委任督修通州湾城。明眼人心里都有底，这是个肥差。但郭汝霖不仅不贪不占，也不贿赂送礼以求前程。当时权倾朝野的首辅严嵩掌管国库，拨给他20万两黄金为工程投资款由他支配。郭汝霖根据实情调整设计，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节约开支，整个工程中只花了3万多两，而且仅6个月就完成了工程建设，将剩余款项全部上交朝廷，同僚们惊奇与不解。为打消疑虑，郭汝霖说：“这不奇怪，我建章立制，禁止经办官吏和办事人员从中渔利，无空可钻。钱不乱花，事就易办成。”

明代泰和县的萧桢，当过布政使、巡抚、刑工二部尚书要职，为官近40年不畏权贵，不以权谋私，以廉著称。在河南任布政使时，很多钱财、布匹、物品等都由他掌管。有些同僚劝他说，这么多公钱都在你手里，何不用些送与上司，来日便于提升。萧桢道，公钱再多也是国家的，我只知廉可养心，哪怕无升迁，也不能以钱物奉承。南京为旧都，许多宫阙、城墙、桥梁、道路等因年久失修，逐渐倒塌，急需修建。萧桢负责督监这些工程，许多权贵想乘机谋取暴利，送钱财想承建工程，都被他一一拒绝。他和下属精心计算费用，不浪费物料又不妄费劳力，按时按质完成修复。清道光《吉安府志》上说他：“致性廉洁，令行禁止，风清俗正。”

清代遂川人周埙，在彰德府任职时，府属的各盐商，按惯例赠送享银250两给他。以往的官员认为这是常见的人情交往，都会收下。而周埙觉得收了便不利于秉公执政，就将赠银转给安阳的知县，嘱他用此款去修缮一处名胜。

清代新干县的王言，到过好几个地方当县令，以勤政清廉著称，深得民心。可因秉公办事，侵犯了一些权贵的利益。他们向朝廷告状，说王言是一个表面的清官，实际上家有田产万顷，奴仆成群，财产不计其数。朝中奸臣与地方恶吏勾结，认为弄掉个小县令不是难事，就想凭这一纸状告，革职查办王言。康熙皇帝早听过王言清正的传闻，不太相信，就派御使察访。御使一到王言家乡大车里村，看到的情景无法想象。王言一家住的是又矮又窄的土砖房，他的妻子还纺纱织布，以维持生计；家无童仆，家人自己生产。察访的人员回到京城，如实向皇上禀告，康熙感叹道，“这是天下难得的清官。”便召见王言，对他说，你如此贫寒，天下少有，你受了不少委屈，送金银给你解决生活困难吧。王言回答，微臣什么都不要，只要给我留一个清白的名声就满足了。康熙写下“天下清官第一”六字相送。后来，康熙赐字所制的匾挂在王氏宗祠里，王言家厅堂中挂的木匾为“清白传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