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丰欧阳修纪念馆塑像  

■李梦星文/图

文风，是一个时代的镜子，对政风、民风影响很大。宋代建立后，流行唐末五代延续下来的浮艳文风，称作西昆体。一些文人喜欢用华丽的词句，夸夸其谈，写诗作文不切实际，只是卖弄文采。这股风气引起了许多学者的不满，他们要求学习唐代韩愈、柳宗元所倡导的古文，欧阳修等名士发起了古文运动。朝廷也曾颁发了诏令革除这种文体之弊，文风才有所好转。可是，矫枉过正，过了十几二十年，又有一种不良的文风在最高学府太学中流行。有人所作诗文的语句怪僻，刻意仿古，空洞无物，还自认为学问高深，可读了不知所云。这种“太学体”文风为害不小，把学士们引入了一味仿古、追求险怪、脱离现实的死胡同。

有个叫“杜撰”的词，至今在使用，含义是没有根据，凭自己的想像去捏造。这典故说的是宋代一个叫杜默的人，写诗作文喜欢凭空想像，不切合实际，文坛上就把写这类诗文叫“杜撰”。欧阳修就讨厌这种文风。杜默是文坛名流石介的得意门生，石介个性张扬，喜欢标新立异，与欧阳修是同科进士。他也反对华美的文风，讥嘲流行的“西昆体”，推崇韩柳的古文。可是他矫枉过正，极力倡导复古，喜欢用些险词怪语以显示才学。不少年青人追随他，杜默就是一个。他慕欧阳修之名，拿了100多首诗来请求指教，还带了石介的推介信。欧阳修读了他的诗，不太满意，认为内容空洞，大多是粉饰太平之作，有的诗句也莫名其妙，很不贴切自然。如“学海波中老龙，夫子门前大虫”之类。杜默有些不高兴，说：“石介先生很喜欢我的诗，怎么你说不好呢?”欧阳修诚恳地说：“诗文写作贵在自然，流露的是真感实情，刻意仿古或盲目求新，把句子写得怪怪的，这种文风不可取。自然通畅是诗文的最好形式，当然并不排斥技巧，但把技巧弄过了头，人家读不懂，又有什么意思呢?”杜默并不以为然，不太服气地走了。欧阳修有几分失望。他知道诗文革新的路还很长。

嘉祐二年(1057)，文名满天下的欧阳修，出任礼部贡举主考官，主持全国性的科举会试。各州府的举人齐聚京城，和国子监的生徒一起参加考试，合格者再参加殿试，录取了的称作进士，可谓“一朝成名天下闻”了。三年才举行一次，天下学子无不希望出人头地，考中进士。

欧阳修召集考官们商谈这次考试的宗旨。他说，贡举是为国选才，如果选取的是不关心现实、钻进故纸堆中的人，那考试还有什么价值呢？他向皇上奏报，应选拔有真才实学、有忧国忧民之心的儒士为朝廷所用。考官们经商定，借科举取士的良机，狠狠整治一下不良的文风。凡写“太学体”文章的，一律不予录取，给沉迷于求怪仿古者泼一瓢冷水，让他们清醒过来。

考试结束，评卷紧张地进行着。考官梅尧臣在阅读一份考卷时，发现一些故作高深的语句，如“天地轧，万物茁，圣人发”。他跟欧阳修说，这样的句子看似精练，却令人莫名其妙。本是“万物茁壮”，却为求工整，故意省掉个壮字，“圣人发”就莫名其妙了。欧阳修忍不住笑了起来道，“这是太学体的典型之句，我干脆给他续上两句。”说着，他在试卷空白处写道：“秀才刺（荒谬），试官刷。”欧阳修还不解气，用红笔在试卷上从头到尾重重地划上一笔，又批上“大纰缪”三个大字，令巡监官把试卷贴到贡院外墙上，张榜示众。梅尧臣说：“这样做恐有不妥，会伤害考生的。”欧阳修说：“除陋务尽，这是杀鸡给猴看。谁写这样的文章，就别想考取。”这次贡举，凡写太学体文章的，统统落选，录取的是关注现实、对富国强兵提出可行对策，行文通畅明了的考生。如苏轼、苏辙兄弟,曾巩、程颢、张载、曾布、吕惠卿等，名次排在前列。以后，他们都成为文坛、政坛上的著名人物。

那些落选的考生，有的是大臣的子弟，有的是名儒大师的门生，很不服气，多次围攻去上朝的欧阳修。他苦口婆心地向他们说明不良文风的害处，劝导学习平易自然的写作方式，关注现实，走出刻意仿古的围墙。他还严正地表明，这次贡举是公平公正的，严格按规定进行，不可能更改录取结果。有的考生恨死了欧阳修，写了《祭欧阳修文》扔进他住宅的院子里咒骂。对这种下作的行为，欧阳修觉得可笑可叹，这也更坚定了他痛击不正之风的决心。

三年后的贡举，欧阳修又是考官，负责殿试时评定名次呈皇帝审批。这是最高等次的考试，也是决定进士录取的最后关口，责任更重。他仍然坚持不取太学体文章，为国选拔有用之才。

欧阳修领导诗文革新运动，和一批志同道合的文友经过数年不懈的努力，使泥古好怪和浮艳华丽的文风受到重创；他们又身体力行，创作了大量切合现实又平易自然的作品，对后来的思想文化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