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真卿题青原山"祖关"匾        

古称庐陵的吉安，在隋唐以前文风不太盛，与中原地带相比文化还比较落后。从唐代到宋、明，朝廷陆续“空降”名臣到庐陵任职，建书院学舍，兴起文风；还有朱熹、周敦颐、程颢、李东阳等不少名儒过化，传播文化。庐陵文化的发展与繁荣，与名贤大儒的垂范和文化的输入有着紧密关系。尤其是杜审言、颜真卿两位，在庐陵播下了“文章节义”的火种，结出了灿烂的文化硕果。

引领庐陵文风兴起之功，首推杜审言。他是唐代近体诗的奠基人之一，诗圣杜甫的祖父。杜甫曾评价爷爷“吾祖诗冠古”。

杜审言得罪权臣，在唐上元年间由自洛阳丞贬为吉州司户参军，主管户籍。他来到吉州，体恤民情，多有惠政。相传马铺前一带居民饮水困难，他便主持开凿一眼水井，解居民之忧，后人称为“杜公井”，一直使用到20世纪末。他又是诗人，崇尚文雅，优礼儒士，与当地人交往甚密，并结诗社于城西郊的相山。

相山在今城区高峰坡，又称西原山，地势较高，山下不远处是后河，景色秀美。杜审言见城里读书风气不浓，就召集儒士们经常在相山读书吟诗唱和。人多了，就创办了个相山诗社。他常和文友赏佳作论格律，品意境赞高风，很快便声名远播。杜审言朴实生动的文风诗风，人人效仿，领风气之先。

今吉州区长塘镇陈家村有条小溪，两岸田园风光如诗如画。杜审言常和文友去“采风”，在溪边低吟浅唱，自得其乐。后人便称这条小溪为“吟溪”。溪上有座石桥，桥上有亭，也称“吟溪桥”。后来，桥被大水冲毁，修复后请明代尚书、当地名士周忱作记。此桥经多次修缮，至今仍存。

相山诗社后来数度废建，几经易名。为纪念这位大诗人，诗社改称司户祠。南宋庐陵籍名相周必大辞官归里，在相山诗社旧址建祠堂祭祀杜公，后又置膳田和建房，更名“诗人堂”。每年“春花明媚秋月圆”的美好季节举行诗会，成为文坛的一大盛举。正如《庐陵诗存·序》中所言：“自杜司户倡诗社而诗学兴，自宋建诗人堂而诗学盛。”

对庐陵人忠义思想形成影响最大的，是唐代忠烈名臣颜真卿。他因直言触怒宰相元载，贬任吉州司马。他是一位大书法家，书法艺术独树一帜，至今仍是习练书法的范本。他更是刚正不阿的名臣。因被奸相杨国忠所忌，排斥出朝，任平原太守。“安史之乱”爆发，他和兄弟合兵30万，奋力抵抗，颜门30多人以身殉国。平叛不久又因直言得罪宦官鱼朝恩，由刑部尚书降为刺史，回朝官至吏部尚书，封鲁国公。德宗时，卢杞当国，会同李希烈谋反，卢借刀杀人，让年逾80的颜真卿去劝谕李希烈，结果被拘禁，最终遭缢杀。

这位功显名扬的名臣，因不愿依附权贵，第三次被贬，来到远离长安的吉州当司马，辅佐刺史综理事务。他没有患得患失，很快便对这块古老土地产生了感情。他深知一个地方要发展，必须重视教化。为此，他一方面严于律己，持节守正，勤政为民；一方面重德崇文，大兴庐陵斯文，移风易俗。

颜真卿最令人称道的业绩，就是广置学舍，传播文化。庐陵人感激这位名宦，宋咸淳四年（1268），在府治通判厅建颜鲁公祠以纪念。周巽在《鲁公祠序》中赞他：“以兴起斯文为己任，益广学舍，聘贤士以淑我吉人，自此庐陵声名文物卓为江表冠。”

光绪《吉安府志》载白鹭洲书院山长欧阳守道作《鲁公祠记》，满怀崇敬之心，赞颂了颜真卿对庐陵的功德。原文为文言文,较长，主要观点是说：

庐陵距长安二三千里，名贤极少到来。只有颜鲁公从唐朝到如今，仍有民众称颂。他来任职后300年间，没有名贤重臣来到吉州。虽然贤臣贬离京城是天子的损失，但却是所谪之州民众的幸运。在颜鲁公未来吉州之前，吉州很少有人入朝为官而成为贤士的。自从颜鲁公到吉州以后，广辟学舍，大兴斯文，推行正统儒学，使吉州自唐以来近500年间，人才辈出，文物彬彬，难道没有原因吗？这就是鲁公大力兴学的遗风流俗所形成的。吉州在宋代涌现的忠臣义士，都像颜鲁公那样不管是在朝还是被贬，都为国尽忠，堂堂正正做人，这都是受颜鲁公高风劲节影响的结果。

颜真卿不依附权贵，正直无私，遭挫折而不屈服的节操和赤胆忠心为国为民的精神，为庐陵人所仰慕，在赣中大地传播深远。他所倡导兴建的学舍，一直将其精神与业绩当作楷模，代代流传。庐陵学子们见贤思齐，像颜鲁公那样重德崇文，逐渐酿成了一种良风美俗，正如光绪《吉安府志》所说的那样，到了宋代：“吉州多忠节士，盖鲁公流风遗俗。”可见颜真卿对吉州的影响有多么深远。他播下兴学的种子，使庐陵教育走上兴旺之路；他守全大节的忠烈壮举，感召和催发了庐陵一批又一批忠臣义士的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