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回望“大明第一才子”——解缙诞辰650周年学术交流会专家学者观点集萃

编者按

“翰林多吉水,朝士半江西”。吉水素有“文章节义之邦，人文渊源之地”的美誉，自隋末建县以来已有1400年的历史，是江西十大文化古县。

11月16日，由吉水县和南昌大学谷霁光人文高等研究院共同举办的解缙诞辰650周年学术交流会暨纪念大会召开，来自武汉大学、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南开大学、故宫博物院等全国各地的40余名专家学者齐聚吉水，穿越650年的时光隧道，共同探讨、交流被洪武帝和永乐帝称为“大明第一才子”的解缙对庐陵文化的影响。

经过大会交流、分组讨论、现场研讨等形式，专家学者们各展才学，就自己研究领域纵横捭阖，观点交锋，互相促进，最后形成了47篇研究论文。本报记者特辑录此次活动部分专家、学者观点精华，以期对研究吉水文化、庐陵文化有所借鉴。

在吉水·中国进士文化园参观考察

“大明第一才子”与《永乐大典》

解缙（1369年12月6日－1415年2月22日），字大绅，一字缙绅，号春雨、喜易，江西吉安府吉水人，明代大臣，文学家。

洪武二十一年中进士，官至内阁首辅、右春坊大学士，参预机要事务。解缙是著名文学家，留下了《解学士集》《太祖实录》《自书诗卷》等珍贵笔墨；他写的文章雅劲奇古，诗豪宕丰赡，书法精绝，被洪武帝和永乐帝称为“大明第一才子”；尤其是他主持编纂的《永乐大典》汇集了中华文化万卷精华，堪称旷世大典，更是中华文明之丰碑。解缙为官清廉、爱国爱民、直言进谏、品格高尚，对于助力我们坚定文化自信，传承和弘扬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着重要的引导作用和教育价值。刘学滨在交流中说：“解缙兼具文人风骨、乡土情怀和庙堂气象，是古代士人的典型代表。《永乐大典》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圣典。”

解缙因为才学高而好直言被忌惮，屡遭贬黜，最终以“无人臣礼”下狱。解缙的死，在此次交流中，学者们至少给出了6种说法，不一一赘述，但通常说法则是永乐十三年冬被埋入雪堆冻死，卒年四十七，谥文毅。

拜谒解缙墓

解缙与北京的渊源

□高希/故宫博物院副研究员

以“文章节义”而闻名的奇才解缙,生于江南,卒于蓟北。其家族与北京早有渊源,他本人亦对北京充满兴趣。解缙平生著作颇丰,但因“叠罹青蝇,蒙祸殊酷,愈多散亡”。其有限的十余卷存世著述中,偶有论及北京的诗文,内容涵盖历史、地理、事件、人物、遗迹、文物等不一而足。其中一些记述可补正史之阙,同时也反映了解缙对北京有着较为深入的了解,这源于解缙的精专与广博,也与北京作为“天下都会”的重要地位是分不开的。

解缙在北京狱中生活不足两年,却在此期间完成两部书法著述,今虽仅有部分篇章传世,也不失为珍贵的书学资料。解缙四十七岁早亡,前后出仕仅十余年时间,期间又多在谪途奔波,但他在施政、文章等方面均有作为,其影响辐射到北京,对北京城的兴建亦有助力。虽然有关解缙与北京关系的信息十分有限,但在明初制度建立、皇权更迭、国都迁移的关键时期,探讨以解缙为代表的江南士绅与北京之间的关系,仍具有重要的历史学价值。

阳明学与吉水

□李伏明/井冈山大学历史系主任

吉水作为吉安地方文化（庐陵文化）的核心区域，唐宋以来便是真正的文章节义之邦。解缙不仅为吉水，更为吉安乃至整个中华民族留下了宝贵的精神文化遗产。不过，解缙二十岁中进士，四十七岁便遇难，对地方社会影响不是很大。明代对吉水地方文化影响最大的是阳明学，这是罗洪先和邹元标等江右王门领袖艰苦努力的结果。

阳明一生精神，俱在江右，尤其是在吉安地区。王阳明虽然没有在吉水任过职，但吉水与吉安府城毗邻，王阳明的文治武功尤其良知学说深深地吸引着吉水士子。龙光、龙履祥父子，罗琛、周汝员是王阳明的亲传弟子，最著名的是罗洪先和邹元标。罗洪先是公认的传承阳明真精神的关键性人物，以其“收摄保聚”说驰名于世，邹元标风骨卓然，是江右王门的殿军大将，他教人“识心体”，“做本分人，说本分话，行本分事”。

罗洪先和邹元标都长期居乡，都特别重视致良知工夫，重视以阳明精神指导社会实践。罗洪先不仅向读书人讲授传播阳明学，还通过各种途径使阳明精神广泛深入人心，他发布告示，刊印通俗读物，加强宗族和家族的建设管理，推行乡约，教育和引导民众共创和谐稳定的乡村社会。邹元标“里居讲学，从游者日众，名高天下”。他在吉水主持或参与建设了家乡的仁文书院、归仁书院和泷江书院，并不辞辛劳地奔波于各个书院讲学，对地方社会文化影响巨大。

罗洪先和邹元标还为吉水培养了大批阳明学人才，其中最著名的有赵弼、尹辙、罗文祥、王安器、王暹、王天球、杨以伦、曾天复、黄希周等人。

总之，吉水的阳明学资源非常丰富，阳明学的现代价值为世所公认，习近平同志反复强调必须践行知行合一,研究发掘吉水的阳明学资源，意义重大。

专家学者在分组讨论交流

解缙二修《明太祖实录》功不可没

□谢贵安/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中国明史学会副秘书长

《明太祖实录》作为记载大明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官修专史,是洪武朝历史的史料基础,地位非常重要。解缙作为明初著名才子,口碑远播,深入人心,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智慧人物。然而,《明太祖实录》历经三修,聚讼纷纭；解缙才高八斗、深受隆恩,却下场悲惨,死于非命,无论是《太祖实录》还是才子解缙,都会引发学者们进一步研究的兴趣。本文将二者结合,对解缙总裁二修本《明太祖实录》时所处险恶之政治环境及修纂过程进行重新探讨；在《修纂凡例》荡然无存的情况下,用解缙的《进实录表》逆向推测和考证他预修实录时的修纂纲领和主题,并用他早年对朱元璋施政分析为文本,证明它对实录修纂也具有纲领性的指导作用；更用人们较少留意的解缙文集中的史料,对二修《太祖实录》的人员进行印证、修正和补漏,对丰富和充实中国实录体史学或不无帮助。

解缙的主要贡献、精神传承及人生启示

□杨巴金/吉水文联主席、《文章节义话解缙》主要编辑

说到解缙的历史贡献，我想主要有四：一是总纂《永乐大典》，这是他一生最大的历史贡献；二是著作等身，自明初以来学界毫无异议；三是书法大家，其作品那时即为珍品；四是楹联鼻祖，遗憾的是传世作品不多。

说到解缙精神的传承，我想主要有五：一是传承他机智灵敏、学识渊博的个人修为，二是传承他入世治国、济世辅君的思想抱负，三是传承他宠辱不惊、疾恶如仇的刚正品质，四是传承他鸿篇巨制、严谨治学的学术造诣，五是传承他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

说到解缙人生悲剧的启示，应把握四点：一是扬长避短，找准定位写人生；二是外圆内方，灵活处事显真诚；三是能屈能伸，躬身勤事献才谋；四是谨言慎行，审时度势识进退。诚然，上述三个方面的归纳，的确是以现代人的眼光来看待当时时代背景下的人和事，有“事后诸葛亮”之嫌。但是，解缙如此有才，最终是以悲剧的形式结束其短暂人生，难道不值得我们当代人总结和深思吗？

追思先祖，常怀忧国爱民初心

□解福成/解氏安徽淮南宗亲代表

我们解氏一脉，源出西周王室，得姓始祖受封于解地，即今山西解县。唐朝安史之乱后，吉水肇基始祖退翁公，与其子到吉州上任，后定居于吉水县鹧鸪山，后又迁至吉水县城，一千余年来，世有科第。解缙的高祖解梦斗，为宋太学上舍生；曾祖解应辰，为宋漕举进士、曾任永丰县主簿；祖父解子元，为元代进士，任安福州判官；父亲解开，为江右一代大儒，世称“筠涧先生”。解缙出生于文化世家，自幼聪颖异常，于洪武二十一年与兄长解纶、妹夫黄金华，登同科进士第，被誉为“一门三进士”。

先祖解缙在政治、思想、文学、艺术以及文献编纂上的突出表现，都是一个特殊的存在。今天，追思先祖，其宏才浩志、忠贞之气，每每令我等后辈肃然起敬。解氏子孙要坚守忧国爱民的初心，奋发进取，艰苦创业，为祖国的繁荣作出更大贡献；要同心同德，与时俱进，为推动解缙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作不懈努力，为各地的经济社会发展贡献更大的力量。

我们作为外地的解氏宗亲，很高兴地了解到，吉水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解缙文化研究与传承，今年修缮了解缙墓，拍摄了《解缙与<永乐大典>》电视专题片，出版了《文章节义话解缙》专著，开展了解缙诗词研究等。这些举措，都是传承文毅公精神，彰显庐陵文化影响力的有力表现。

庐陵文化研究的基础和方向

□刘后滨/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

边疆史和区域史两方面的研究积累，为我们在新阶段研究庐陵文化提供了有益的启发和借鉴。据我个人的阅读和研究体验，当前开展庐陵文化研究值得着力重视的方面主要有：

一是基础资料的整理，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需要有所规划，尤其是一些尚未刊布的关键性资料，包括人物和家族相关文献资料的发掘整理。已有的资料整理成果，逐渐引起学术界的关注。比如《庐陵古碑录》《石上春秋——泰和古碑存》《白鹭洲书院志》《吉州书院志》《万历吉安府志》《永乐东昌志》等等。尽管从文献整理的规范来说，有的还略有瑕疵，但为庐陵文化的研究提供了扎实的基础资料。

二是学术议题的凝练，站在整体史的高度来发掘庐陵地区历史文化在中国历史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对地方史来说，资料整理和人物研究是基础，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关注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专题，包括制度史、财政史、社会史、宗教史等，才能进入到整体史的层面，回应中国历史的一些基本议题和主要线索。例如陈时龙撰《明代科举之地域专经：以江西安福县的〈春秋〉经为例》，便因此构成其专书《明代的科举与经学》的基础，开掘出新的议题，将明代科举制度的研究推进到新的深度和高度。

三是加强与学术界的合作，充分重视本地学者的乡土情怀和学术热情，要克服文人相轻的不良心态，同时也要开门搞文化建设和学术研究。宋明时期庐陵文化之所以繁荣发展，之所以在中国历史上具有特殊地位，要揭示其背后的历史信息，就需要深入到当地的城镇、乡村去发掘和调查研究。在当前体制下，需要在一定的学术规划、平台建设和经费支持下设立课题，招贤纳士。同时要重视对现有研究成果的总结和吸收，梳理学术史是研究的起点。海内外学者有不少利用庐陵地区历史资料形成的重要研究成果，例如美国学者达第斯出版的《中国明朝的一个空间：14至17世纪的江西泰和县》，英国学者何安娜所著《宋元时期的吉安士人与地方社会》等。这些研究表明，吉安地区在国际明史研究中受到了高度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