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庐陵文化研究应有新局面
2019-10-30 10:08 来源: 吉安新闻网—井冈山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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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水南门码头廖敏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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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乐大典》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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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湖解缙铜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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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水县博物馆内存的解缙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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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鹭洲书院廊桥吴建华摄 

刘后滨/文

作者简介:刘后滨,吉水螺田人,获北京大学历史学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现为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研究生院副院长,教育部高等学校历史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

国家立场的历史叙事,往往构成史学的所谓典范文本,按需剪裁,势在必行。而地方文献和民间资料所记载的历史,又有可能只是局部知识或碎片化的历史,甚至还有可能张冠李戴、年代错乱。

如何将此碎片化的历史素材与局部知识整合为可叙述的整体历史,历史学的各个分支都在做出积极探索,区域社会史研究无疑提供了最为有效的示范。区域史在中国兴起之初,就特别强调区域特殊性和中国历史整体性的辩证关系。如傅衣凌所说,在中国,由于社会历史发展在地域上严重的不平衡性,区域性研究尤其必要,区域性研究不仅可以发现中国各地区社会发展的特殊性,而且通过对这些特殊性的研究,更好地说明中国乃至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区域研究还可深入地方社会,广辟资料来源,避免研究工作中存在的以偏概全、内容空泛、拼凑史料等弊病。后来的学者进而强调区域史不等于孤立的地区研究和碎片化的个案研究,而是整体史叙事的深化与视角的变通。区域社会史的新发展,很大一部分论著都着力探索国家与社会的互动过程,按照其在中国历史进程中的地位与作用及发挥关键作用的不同时期,将整个中国的广阔地域分为不同区块置于研究的视野之内,注意以区域史的视角开展整体史的研究,包括探讨传统中国社会的历史整合过程,以及历史演进不同阶段在不同区域呈现出来的整体性风貌和地域性特点,从社会史研究的角度为整体史叙事提供新的解释框架和问题意识。无论是宏观研究方法还是具体问题认知,区域社会史研究与中国历史整体叙事是互动与互补的关系,这已经成为了主流学界的共识。

以上是我近来思考有关区域史研究与整体史研究二者关系而得出的一点粗浅认识,也是我接受为本文集写序任务后萦绕于怀的学术思考。

吉水是唐宋以来至于明代中期在中国历史上具有特别地位的“庐陵文化”的核心区,解缙是吉水历史上最具知名度的人物之一,解缙家族的历史也能够串联起很大一部分庐陵文化的变迁历程。本文集收录的20多篇文章,既有已故明史学会会长商传研究员的学术论文,提出了“明初文人官僚化过程”和“官僚文人化发展取向”等历史议题,也有在江西担任领导职务的朱虹撰写的知人论世之作,读来令人沉思与感慨;既有探讨解缙诗文创作及其文学成就与特征的专论,也有从文献学角度总结梳理解缙本人文集编撰刊刻流布情况,以及主持编撰大型类书《永乐大典》的编撰集体与编撰背景的勾陈之作。这些文章对于解缙这个历史人物的研究来说无疑都是非常重要的,但我从个人研究兴趣出发,更关注的是整理发掘地方和家族史料的文章。毕竟本地学者具有发掘地方史料和理解当地历史文化语境的天然优势。尤其是外人难以接触到的一些地方文献和族谱,无疑是历史研究的重要资料。

本书编辑负责人杨巴金撰写的《解缙身前身后事的探寻》一文,通过查考编撰于清朝光绪年间的解氏族谱及其家族世系,为研究解缙家族及晚唐十国以来吉水和整个庐陵地区文化世家的历史提供了可资参考的文献材料。解氏在南唐以后世居吉水,与庐陵当地文化世家关系密切。邹锦良《解缙眼中的庐陵》一文,通过梳理解缙文集中所收录的大量题跋、序表、墓表、墓志、谱序等,呈现出解缙笔下的家族世系、庐陵人物与当地风物等。以上两篇文章所代表的方面如果能够结合起来,即做到族谱与文集的结合,则对人物和家族的研究要更加立体一些。但这种研究的中心还是人物,如果能够扩展到与地方史志、出土碑刻等相参照,回应当地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则可进入到区域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面向。当然,如果只是眼光停留在地方,站在本地诉说着数百年来流传的本地故事,而缺少一个更宏阔和长远的视野,缺少在整体史关怀下产生出的问题意识,那就很难将地方知识的普遍意义发掘出来,难以在学术史上取得相应的地位。庐陵文化研究,甚至整个江右文化研究要取得突破,难就难在如何整合既有知识和史料、打通不同断代历史脉络,回到中国历史的一些基本议题和主要线索,做出多维立体的解读。

活跃在当今史学界的一批著名学者,有的研究江南区域史,如王家范、包伟民、吴松弟等,有的研究华南区域史如刘志伟、郑振满、赵世瑜等,他们的研究无论在对于中国历史进程的整体解释方面,还是在史学研究的方法论探索方面,都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们所倡导和实践的区域史包括社会史、财政经济史、民间信仰与文化史等,都强调追求历史的鲜活与丰满,力图克服残缺的、碎片化的和僵死的历史,从一个区域、一个村落甚至一个家族、一个庙宇寺观来观察和思考中国历史演进的深层轨迹。不仅这些学者的研究成果值得我们学习借鉴,作为吉水籍学人,我们还有义务邀请他们到江西来实地考察调研,开展学术研究。

我深感对于乡土文化和地方历史的研究,要努力做到邓小南教授在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成立大会上所倡导的“近者悦,远者来”,我们要看重本地学者的乡土情怀和学术热情,要克服文人相轻的不良心态,同时也要开门搞文化建设和学术研究。宋明时期庐陵文化之所以繁荣发展,之所以在中国历史上具有至今还没有解释和描述清楚的特殊地位,要揭示出其背后的历史信息,无疑需要深入到当地的城镇乡村去发掘和调查研究。当然,这是一个需要学术界广泛参与的大课题。希望本部文集的出版,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引起学术界对吉水的历史文化,以及对整个庐陵地区和江西全境历史文化的重视。

我本人对明史没有研究,对于这些文章中的具体论证不宜置喙。总体感觉是大部分文章分析言之有物,引证资料详实准确。不过,文章出自众手,写作时间不同,写作宗旨各异,原本就不能用一部学术专论的标准来要求。例如许多文章都有介绍解缙家世和生平仕历的部分,颇显雷同与重复。部分文章属于文学创作或通俗讲稿类,个别地方表述不够严谨。还有部分文章在典章制度、典故名物的解读方面失之于表面化,也间有误解之处。限于时间和学力,我也无法一一加以订正。

研究历史人物是历史学的范畴,历史学作为一门学科,需要经过基本的学术训练才得初窥门径,需要具备包括版本目录学、纪年方法、职官制度、历史地理等方面的基础知识。许育龙《解缙文集版本考析》一文,就提供了这种学术训练的一个范例。文章对解缙文集各种版本的考证相当详尽,是研究解缙重要的文献学和目录学支撑。由于解缙文集尚未有点校整理本,该文的参考价值尤其值得重视。略可补充的是,其所介绍的明嘉靖本中,除了据“台北中央图书馆所提供之微卷”所录的吉水状元罗洪先作序的嘉靖四十二年(1563)遵化古松段刊本十卷之外,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为明嘉靖四十一年刻本,已经作为沈乃文主编《明别集丛刊》第一辑之第二十七册,由黄山书社于2013年影印出版,颇便研究者。

庐陵文化素来重视教育,1978年恢复高考后的前10年里考取大学的吉水籍人士中,在大学任教和在研究机构从事学术研究工作的人占大多数,许多已是学术名家。建设部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杨保军就是其中的佼佼者。数日前,保军院长来电话,说是要介绍我认识一位吉水本地的文化名人,与其同为黄桥镇湴塘村杨万里后裔的吉水县文联主席杨巴金,并转来杨巴金牵头编辑的《文章节义话解缙》书稿,说是要我写篇序言。我当即表示推辞,一来我与杨巴金同志素未谋面,也未有任何文字交往,到这个年岁已经有点抗拒扩大交际网络;二来感觉写解缙这样吉水大人物的书,其索序对象肯定是像保军院长那样的名人,自忖本人的分量也不够;三来我坚持不在自己研究的范围之外写东西,顾忌史学界对同行要求苛刻,我学习研究隋唐史,对解缙生活的明朝没有任何研究。我觉得这几点理由已经足够,但还是没有说服杨保军和杨巴金两位乡友,他们以支持基层和家乡文化建设为辞,令我难以推脱。临近开学,只好匆匆翻看杨巴金同志发来的文稿,发表一点走马观花式的阅读体会,权以为序。

【本文系作者为《文章节义话解缙》(江西人民出版社即出)所写序言,略有删节。杨巴金供图】

责任编辑:邹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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