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福县塘边文明坊

安福洲湖塘边村八栋屋巷道  

■李梦星

明代《安福丛录》中记载了大儒名臣彭华的一句话，说安福“商贾负贩遍天下”。其实，用来描述整个吉安也恰如其分。我近些年来看过不少族谱，发现几乎相同的一个现象，就是“吊线图”中有的人只记第几世某某“商湖广”“寓贵州”等，稍微详细点的还会写“商湘东某某县”等，以下便无记载。有的谱中如此记载很多，如我村是个千年大村，分八房，其中有一房现在只三四户，可谱中记载明清时外迁“商”某处的有30多人，至今不知繁衍多少后裔了。

我近十多年来受有关单位之邀做传统村落调查和申报，也写过好几个古村的书，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好多村里人都介绍说，前辈以前大多是出门做生意的，在家真正作田的只有“三户半”。家里的田怎么种呢？请长工短工种。“三户半”只是个约数，表示种田的人少的意思。“三户半”种田，其他都在经商或做工，青原区渼陂村民是这样说的，吉州区钓源、卢家洲、文石、腊塘、丁塘村的人都是这样说，安福塘边、吉水燕坊和双元村等村民也是这样说。说明至少从明代中晚期到民国初年三百多年间，吉安大量的青壮年走出家门，经商做工创业，积累了财富后有的回到家乡修祠建房，有的就在外地定居。

吉安商贾遍天下的现象是怎么形成的呢？首先跟我前文介绍的两次大移民有关。明初连续几十年的大规模的“江西填湖广”，清代初年因战乱导致的“湖广填四川”两次大移民，是朝廷实施的强行政策，吉安不少人被迫迁移到西南各省。这些移民们多是年青力壮者，迁到了新的地方居住，为了生存只得奋力劳作，有的便经商做起了生意，还有不少是“挟技艺以经营四方”的手工业者。他们父母和诸多的族亲仍在老家，于是与故乡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来往于江西与湖广地区。其次，明代中期以后，地方官僚地主大量兼并土地，有的农民无田可耕。人口增长较快的吉安，人多田少的矛盾日趋严重，而且税赋很重。有的青壮年不满足于土地耕耘所得的收获，在家乡也无用武之地，就决心走出去谋生，多挣点钱养家糊口。他们追逐着大移民潮的余波，去寻找早在湖广川滇定居的族人和乡亲，捎去家乡的土特产，投亲靠友，做点小生意，再把那边的特产捎回家乡赚点小利。待积累了一定资金，便在外地开店经营，再结帮成伙，扩大规模，向周边扩展。

还有，清代统治者严格控制汉人科举入仕，还大兴文字狱打击迫害文人。宋明两代文化兴盛的吉安进入清代科举明显衰落，吉安不少学子觉得科举无望，就纷纷弃儒经商。他们受过儒家思想熏陶，能较好处理义利关系，因而有的成为卓有成就的儒商。

更残酷的原因，是太平天国战争时期，清军和农民起义军在吉安打了七八年的拉锯战，经济和文化受到了重创，有的村落遭到毁灭性的打击。不少农民为避战乱，纷纷离家投奔已在西南创业的乡亲，有的便学习经商办厂。

从明代中期到民国初年三百多年间，吉安无数的青壮年向以西南为主的外省迁移，经数代创业发展，湖南衡阳和茶陵、广西桂林、湖北武汉等地，竟然出现了“吉安一条街”；在云南、贵州、四川的不少边远城镇，也有吉安商人的足迹，形成了庞大的商人集团。至今，仍有大量先祖为吉安籍的后人在西南经商从政，其中不乏名商高官。

安福洲湖镇塘边村刘氏是经商致富的典型代表。刘氏明代后期始在吉安、赣州、袁州等地经商，形成家族式的商人团体。到清初，塘边人在吉安城中开的商铺店号连接成一条长街，食油业、典当业几乎被刘氏商户把持。清雍正年间，塘边富豪刘克绍在吉安城永叔路开的“同源金号”为“望郡”首家，其资本无他号可抗衡。塘边商人并不满足在本地经营，把视野拓宽，经商生意不仅遍及湘、鄂、桂等邻省，还远涉到大西南边地直至东南亚。清代初期始，塘边人在四川凉山州、盐源、宜良等县开发盐产，经营盐业的商户达百余家，商人有数百之众；在云南临安府经营百货绸缎布匹的商人遍及各州县。从商者往往是家族邻里相互带动，商户之家子孙相承，成为当时“江右商帮”的重要成员。

他们把经商积累的资金，拿出很大一部分在家乡大兴土木，修造4个建筑群，总面积超过1.2万平方米，以济美堂、致美堂、滋德堂、继美堂为中心扩展。其中“滋德堂”又称文明坊，是最大的建筑群，内有民居２４幢，纵横数十条大小一致的巷道。每个群落，是一个有着血缘关系、累世同居的大家庭。回家闭门，各家各户自成一体；离家外出，则同开一扇大门进出。如今，走进这座中国传统村落和历史文化名村，可感受到昔日的富有和经商创造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