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分田到户，离村庄十余里路远的山沟里，老实巴交的父亲分到了一块属于我家的田地。去田里做工，要经过两三个村庄，跨过三座高山，走路快的要花上一个半小时。

虽说耕种、收获都得几经辗转，艰苦跋涉，但那里的田泥深过膝，水量也充足，极适合稻谷的生长，田里长出来仿佛就是香喷喷的米饭。

在记忆中，小时候的我对那片田地充满了向往。父亲每每从那里做工回来，总会给我们带回来一个个小小的惊喜：或是几只巴掌大的鲫鱼，或是斤把肥硕的泥鳅，甚至是一只野山兔。于是，嘴馋的我们对那片田地的向往升腾为一种渴望。每当听到父亲要到那地方去劳作，我们的胃就开始舒张，幸福与满足就会幻化作许多幅美妙的图景：父亲在那里耕田，一只银白色的大鲫鱼突然间就窜到了耙齿上，父亲轻而易举地把可爱的鲫鱼捉起，放入早已备好的系在腰间的鱼篓里；在泥田边的水沟里，泥鳅卧在水底，一动不动，眯着眼，在白天也睡懒觉。父亲耕过了田，趁空闲时间来到水沟边，把沟里的水放干，之后，父亲就捉起一只只滑溜溜的泥鳅……

记得第一次跟随父亲走进那片田地，是我十三岁那年。无知的我以为这必定是一场愉快之旅。那是插秧时节，烟雨迷蒙的乡野，灰蒙蒙一片———天还没亮，父母已早起。他们冒着薄寒，在秧田里拔了两担满满的秧苗。吃了早饭，我跟在父亲身后，向那片充满了神奇的田地进发。父亲肩上的扁担发出尖锐的叫声。我手里提着陶瓷罐，罐里是我和父亲的午饭（父亲每每到远处劳作，都是带饭到田里。他说，这样可以节省许多时间，多做许多工夫）。

我开始发现父亲脚步的艰难。他挑着沉重的担子，走在泥泞里，开始爬山。山路早已被农人和耕牛踩得稀烂———一脚踩下去，鞋子拔不起。父亲赤着脚，在泥泞的山路上蹒跚着。他的脚脖子绷成一股一股的肌肉。我看着他的背影，看着他踩下的一个个温湿的脚印，感受着一种伟岸的含义。

跨过几座山，拐过几道坎，十几里山路甩在了身后。我把带到田边的饭菜放在田坎边的草地上。父亲说，不能放在草地上，会有蚂蚁的，得放在水里。经验丰富的他真令我佩服的五体投地。等我们用午饭时，想不到缸里还是爬满了蚂蚁。原来，一根枯萎的草叶帮助了那些蚂蚁。我见后一脸愁容。父亲却微笑，说：“没关系，可以吃的。”紧接着，父亲敲击几下陶罐，蚂蚁拼着命往外跑。待一会儿，父亲就津津有味地吃起来。毕竟饿了，我看后，喉结不断地起伏，也只有龇着牙，吞起来。父亲边吃边说，农人是要吃苦的，不吃苦，庄稼就很难长起来。

参加工作后的我，也忘不了回家帮父母做点农活。每次去那片地里劳作，父亲就会对我说：“蛮累的，你又没有做惯，路又远，还是别去吧！”父亲的心思我是知道的，他既担心我这个“脱产干部”吃不消，又苦于家中劳力少，农忙之时，总是备感艰难。

岁月飞逝，父母的身体也慢慢被时光抛在了虚弱里。他们的腿脚开始不灵便了，特别是由关节炎引起的疼痛缠绕着他们。但他们却没有松动对那片土地的深情。父亲年年耕耙，母亲也年年跟着插播收割。我经常想象他们在通往那片田地的崎岖山路攀行，他们虚弱的小而瘦的肩上压着沉沉的担子。跟在他们身后，我看着他们的背影，他们似乎越来越矮了。他们挑着的犁耙或担子拖着地面，似乎有什么要拖住他们的脚步。

早几年，有时休假回家，坐在咬着竹管烟斗的父亲身边，就会对他说起：“爸，你年纪大了，身体也不好，我们又多在外面，还是把那块远处的田丢了吧。”父亲悠悠地叭着烟，很平静的样子，回说：“没什么大病，赶着还走得动，再种几年。”

记得几年前的“双抢”时节，做教师的妻子心血来潮，说要去帮忙。那块最远的稻田自然是支援的主要阵地。等我们在田里干到近中午时，天空突然乌云密布，狂风大作，电闪雷鸣。不一会，雨水倾盆而下。出门时未见雨的迹象，雨具也没带。我们只有躲到长满水草的深沟坎里避雨。忽然，妻一声惊叫后，直往岸上跳。我低头一看，一只只水蛇爬过父亲、我、母亲的脚背，往上游游去。父亲却异常平静，说，水蛇无毒，不动它，它不会咬人的。

妻回来后重感冒一回。而父亲、母亲这样的经历又何止一次么？

之后，妻与我回家，都要劝父亲丢了那块稻田。而年已花甲的父母却怎么也不肯。他们都说，农民少了土地，就像从身上抽去了血液。

我想，父母亲对那片田地的深情，只有作为农民的他们才能真正理解。

现在，村里几家那处有田的都送与附近村人耕种，七十多岁的父亲实在无能为力了，身体也不好，弟弟又在外地谋生，那处稻田也只有送与别人。

前几天回家，父亲又提起那处稻田，担心别人光耕种不下肥、乱下肥，把田的底子弄薄作坏。我说，现在还有哪个稀罕那一块水田了，能帮你种着不抛荒就已是谢天谢地了。父亲无语，满脸的无奈。

时代变了，农民与土地的联系似乎在渐次弱减，而作为一代老农民的父亲，对那片田地依然葆有浓浓的深情和无尽的牵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