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出生在一座破房子里的”，这是母亲生前时常跟我提起的一句话。

那所房子的确是破，破到什么程度呢？说到那所房子，有一个比较长的名字，叫做“烧屋里膳下”。什么意思？这得先搞清楚里面的两个概念：一是“烧屋里”，二是“膳下”。

先说“膳下”。“膳下”，在我们乡下的方言里指厨房，也就是弄饭吃的地方，包括餐厅也是混搭在一起的。但这是狭义的概念，广义的“膳下”泛指类似厨房的低矮棚屋，包括厨房、猪牛栏、灰舍、鸡舍、旧式厕所等。

再说“烧屋里”。烧屋，就是大火烧过的房子。这栋房子原本是我们的祖屋，存世了多少年我不知道，祖父生前也说不清楚，反正很早很久，很有历史。当然，相比于旁边的那栋“老屋里”，它的历史又要短很多。既然提到了“老屋里”，那就顺便也说说它。“老屋里”的历史是与村庄正中央的宗祠相当的，根据族谱记载，宗祠是在雍正丙午年重建的，老屋里也是在那年同时建的，至今将近三百年。由于家庭人丁兴旺，“老屋里”容纳不下了，于是在“老屋里”北侧青龙头上兴建了这栋后来被称为“烧屋里”的房子。祖上建这栋房子的时候，是花了血本的，规模在村庄里是列在第二位的，但比规模列第一位的据说早了一百多年，叫做“一厅四房”。通常的房子是一厅二房，也叫“三开间”，俗话谓之“正房”。那么“一厅四房”叫什么呢？叫做正房带两厫，我们的方言也叫做“一厅二房带两匹膳”，换句话就是“五开间”。这么大规模的房子，当时是村上最为轰动的事情。但是，天有不测风云，传到我父亲这一辈上，一个堂伯父娶的妻子竟然患上了精神病，某天点了一把火，把这栋给祖上挣过脸面的大房子给烧得仅留四壁。从此，这所大房子就成了“烧屋里”。

那时我父亲刚刚初中毕业，在吉安农业学校读中专。原本一大家子都住在大房子里，可寒假回家的父亲竟无处可居。父亲四兄弟，他排行第三，大伯已婚并生育一女一子，二伯也已婚但尚无子女，叔父比父亲小三岁，刚读初中，同样无处可居。就祖父母而言，这么一大家子总不可能露天安身吧，于是就和家族中人商量，大家一起将“烧屋里”清理出来，利用尚可支撑的四面墙壁，借债在“烧屋里”搭建膳房，让儿子们临时安身以避风雨。

父母是1962年结婚的，他们的洞房就设在“烧屋里膳下”。于是，我就出生在这座烧屋里膳下，直到1975年冬天搬离。母亲生前经常说起在“烧屋里膳下”居住的情形：夜里经常担心那几堵被大火烧过的墙壁突然倒塌，因此战战兢兢地在里面度过了十几年。

在祖父这一辈中，儿子最多，因此住宅的压力最大。大房子被烧后，虽然为儿子们解决了临时安身之所，但并非长久之计。为了居住一劳永逸，祖父母一边省吃俭用，一边四处举债，在1962年冬天建了一栋房子，后来叫做“新屋里”，就建在“烧屋里”前面。由于资金不够，仅仅搭起了房屋的架子，无法入住。后经几年的增补，最终在1969年冬天将几个房间的楼板铺齐后，将这栋“新屋里”分配给四个儿子居住，一人一角。于是，我们兄弟几个随着父母搬到了“新屋里”住宿，却仍在“烧屋里膳下”做饭用餐，过起了厨房与宿舍分开的日子。

1973年，随着四弟出生，父母也感觉到了住宅的压力。那个时候，全家六口人，挤在祖父母分配下来的一角房屋里，两张老式床一摆，几乎没有转身的空间。于是，在叔父找到父亲商量一起把“三房”建起来的时候，父母咬牙也兴建。所谓“三房”，就是一厅二房的第三个房间，也即正房之外搭建一厫，我们的方言叫做“批膳”，也叫“做三房”。后来，母亲经常回忆说，“我用三块钱把三房做起来”，意思是那个时候父母手头仅有三块钱的积蓄，建“三房”的其它费用全靠四处举债，花了多少年还清这些债务，我和弟弟们完全不知道。建“三房”花了两年时间，与叔父一家一半。在基本完善里面的设施后，于1975年冬天将厨房从“烧屋里”搬到了“三房里”，结束了厨房与宿舍分开的日子，一家人的生活逐渐变得安稳，虽然窘迫却也安逸。

也就是在这一年，父亲担任大队会计。1977年，父亲在村庄上主持包产到队，将全村分成两个生产队，将每亩地的粮食产量承包给两个生产队，除上交国家的公粮、定购粮、派购粮外，其余按劳分给各家。1979年，又主持包产到组，将生产队分成几个生产小组，确定每亩地粮食产量承包给各个生产小组。1981年，国家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调动起来了，生产好转了，经济改善了，家庭积蓄逐渐增多了。1982年秋天，父母又决定兴建属于他们名下的“新房子”，至今这栋房子位于“烧屋里”北侧，也已历经三十多年风雨了。

1984年8月，我大学毕业参加工作，住的是单位分配的公房。开始不要钱，后来略微收点租金，再后来租金逐渐提高。到1998年，单位不再分配公房了，于是自己筹资购买了商品房；大约住了十年，又筹资换了一套商品房，由单套式改成了楼中楼式。这种住房更换，给自己的感觉是越来越舒适，更为重要的是：能够给自己单独开辟出一间书房来，我给书房取了个名字：自牧斋。于是，从此自号“自牧斋主”。

2001年，在家务农的二弟申请建房，经政府有关部门批准后，在父母所建旧宅前面动工兴建了一栋现代小洋楼，前几年又花精力与经费作了一番新的“打扮”，更显时代特色。

2005年，一直在广东中山深圳等地做“广漂”的四弟，花了几万元积蓄在县城相中一套房子后，也把它买下了。

老母亲从乡下来到县城，在四弟那里住了几年，又到我那里住了几年。但她总住得不安心，时常偷偷地叹气。我明白她叹气的原因，便去问在县城开蔬菜行的三弟：你打算什么时候买房子？不久，三弟就在县城文峰北大道一个楼盘买了一套房。听说三弟买了房子的第二天，母亲就迫不及待地让我们陪着她去看了三弟的新房子，脸上绽开的笑容成了一朵永不凋谢的灿烂之花，当年除夕的年夜饭我们就在三弟的新家里团圆。

五年前，二弟筹资，为我那在县城工作的侄子按揭了一套房子。此时，行走十分困难的母亲又硬撑着羸弱的身躯，过去“视察”了她孙子的新居，脸上的欣喜与满足，比她当年做“起三房”和“新房子”时还要更多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