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字，是跟随人一生的记号，所以取名当然不可不慎重，自古文人和艺术家更重此道。你看霍去病、辛弃疾名字多有丈夫气，张问陶、沈从文名字多么文气，张大千、赵无极的名字又是多么大气。

古代读书人讲究“三立”：立德、立功、立言，说到底就两个字：立名。名垂后世是长安道上所有人的梦想，这便有了唐代新科进士“雁塔题名”的得意与风流。“赢得生前身后名”并非只是陆游一个人的愿望，只是想要留名的方式有所不同：李白“唯有饮者留其名”、高适“天下谁人不识君”、杜甫“语不惊人死不休”、范仲淹“燕然未勒归无计”，白蕉“管领清芬五百年”，哪个人不是意在垂名呢？文天祥本名“璧”，理宗皇帝阅过他的殿试卷后大喜过望，曰：“此天之祥，宋之瑞也”，乃更字“宋瑞”，这就注定他的身世与国运相系，所以被俘后，他若投降，就对不住这个名字。最可惜的是一个“桧”字，因为秦大奸人之故，“人从宋后少名桧，我到坟前愧姓秦”。北宋末年，蔡京设元祐党籍打击苏轼一众人，命刻碑昭告天下使之永世不得翻身，石工安民开始拒刻，在逼以必刻后赫然把自己的名字也署在其后，他的意思是今日虽与苏轼等“臭名同彰”，但知日后必与这帮君子万世同芳。“故知择福之道，莫大乎与君子同祸。”小民尚且重名如此，何况士人？可见人之惜名，如鸟之惜羽，居身不使白玉玷，要名直与青云齐。

逐名不是一件坏事，但得合理合法，淌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而至功成名就名副其实，这样的人都值得尊重。但若欺世盗名徒有虚名则不免为世人取笑。如今有太多江湖书家抬出一大串的名衔或与名人的合影唬人，一看作品，光鲜的泡影便破了；也有太多弄权者自抬身价造名造势，一旦下野跌如断崖惨不忍睹。清代邓石如、近代黄宾虹，都没有光鲜的名头，作品往那一放，就是一座高峰，作品份量有多重，他们的名字就有多重。

世有逐名之人，当然也就有逃名之士，“养拙江湖外，藏名诗酒间”，这样的人被称为隐士、逸民。如在江边垂钓的汉武帝的同学严光，如成就越国大业后遁迹太湖的范蠡。当宋朝灭亡后，赵孟坚做了遗民，他笔下的兰草被赋予了高洁的精神。而同为宋家宗室的赵孟頫却接受了元世祖的招安，千百年来便摆脱不了贰臣的标签，同样的遭遇还出现在降清的大书法家王铎和出任伪满州国总理的郑孝胥身上。同样身处乱世，魏晋时阮籍逃名借以酒，五代时的杨凝式逃名装以疯，这样的清流历代都有。以自己作品说话的艺术家，有思想有风骨，名是别人传的，我们只需管好手中的笔。

一个人出名的最高境界，是你的名气在外面很大，走在路上却没人认识你。钱钟书说“你觉得蛋好吃就够了，何必要见生蛋的鸡呢？”立身莫被浮名累，处世无如率真难。人一旦为盛名所累，便活不自在。我相信启功告示“熊猫（先生以人称‘国宝’自嘲）病了”，季羡林说“请摘掉我头上三顶帽子（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是老先生看破名网后的自我解脱。倾尽一生所获的功名、事业，最后可能都付诸尘土，人们只会记住名字中的那几个字。当人们还在争论王羲之任过的是“右将军”还是“右军将军”的时候，当没有多少人知道书法家颜真卿还是一门忠烈的时候，却不妨碍他们的名字深深地镌刻在人们的口碑里。

职位官阶，天下公器，你坐得，后面还有人坐得。而当名不配位时，只会留后世以笑柄。唯有名字，是谓私产，人之不存，名还能传。是流芳百世还是遗臭万年，抑或如草芥枯荣无人过问，这完全取决于自己。名有一时之名，有万世之名。我常常对着一幅老字画发呆：时光湮没了他所有的生平，但他的名字却与作品长存，岁月流逝中还有人念叨他的名字，这样的人是不是也算永生？

故曰：要使实名灿烂了一方时空，莫让虚名蒙蔽了世人的眼睛。名可以求，也可以藏，但名更需要养：养之以德，养之以学，养之以才，养之以艺。成名需机遇，养名在朝夕。我们要做的，是把握当下，做好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