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枉为庐陵人”
2017年12月,刘念劬主编的《刘静窗文存》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立即在文化界引起了强烈反响。

“不枉为庐陵人”——被遗忘的文化大家刘静窗

     

刘静窗

     

《刘静窗文存》

               

刘静窗书法作品  

■汪泰荣

2017年12月,刘念劬主编的《刘静窗文存》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立即在文化界引起了强烈反响。2018年4月15日,由山东邹城市文化局和上海古籍出版社联合主办的“孟子学的当代意义及《刘静窗文存》出版座谈会”在邹城市千年孟府举行。

来自台湾、香港及内地的许多专家学者云集邹城,一起研讨孟子学的当代意义,探索刘静窗先生以其不凡的时代识见、高深的学识修养,以孟子学为核心,深入儒释二家堂奥所取得的惊人成就,以及《刘静窗文存》出版发行的重大意义。他们一致认为,刘静窗先生是一位颇具孟子风骨的学人,一位崇尚自由、儒释兼容、中西博通、深谙时代困境的思想家。《刘静窗文存》的出版发行,使近现代文化史上暂时被遗忘的一位文化大家、思想史上一个失踪者重回学界视野。

体弱多病一生求学

刘静窗,又名义成,字尚书,号定邦,又号志恕。1913年11月21日生于吉安县浬田乡清水田岸上村。

刘静窗祖父刘远传是清同治间(1862~1874)国学生,可惜英年早逝,年仅39岁。父亲刘道谦,十五岁徒步数百里,到长沙从商学徒。成年后独立经商,成为江南小有名气的南货商人。刘道谦生二子一女,长子刘蒨窗,幼子即刘静窗。道谦对子女的教育很是用心,管教严厉,要求每日在家塾读书。

刘静窗先生在家读书十余年,博览群书,二十岁始入上海明光中学,四年完成六年学业,成为上海联校知名精英学生。1935年23岁中学毕业,遵父命,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经济系,获江西省政府奖励100银元。

刘静窗先生自幼体弱多病,先后到长沙、上海求医问药,十八岁做膀胱结石手术,后病虽稍缓,但始终疾病缠身。1945年抗战胜利后,就任联合国、国民政府政务院驻上海善后救济总署秘书、行政主理,因合理调拨善后救济物资,受到新四军军长陈毅的赞扬和感谢。不久转任国民政府善后事业管理委员会简办秘书、代理秘书长兼行政总召集人。1949年上海解放,受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粟裕的邀请,出任该委员会工业部秘书处责任秘书、总文书主任、部务委员会及联合部委办总召集人、代副部长。1950年做右肾切除手术,术后体弱,申请留职停薪。1952年华东军政委员会工业部并入政务院第一机械工业部,委任为部秘书长,因体弱未赴京就任,同年又因病谢绝上海市政协委员和上海市文史馆馆员之任命,在家休养,读书写作,直至1962年病逝,年仅50岁。

刘静窗先生除了极短的时间参与社会工作,一生都在读书做学问。他崇尚自由,喜欢独立思考,孜孜不倦,探求真理。

通今博古、学贯中西

刘静窗先生一生致力于学问,致力于探求中国文化之精髓。他十分推崇孟子,把孟子在儒家类比为龙树在释家,指出:“仲尼之有孟子,犹释尊之有龙树也。”他以“理性自由”“人格独立”为孟学的精髓,并以此为指归,深入研究宋明理学,认为“儒家只是就伦常日用处指出良知,令人自解”,并由孟子“由仁义行,非行仁义”加以申发,指出,“由仁义行,便是理性的自由显现”,“行仁义,便是以善强人,不由自主”,便是“以理杀人”。认为孟子的这种自由精神,不仅是为学之道,同时也是为政之道。他的这些阐发,极富历史感,也极富时代感,针对现实人生,真切而又透辟。

刘静窗先生同时也崇尚释家,特别致力于华严宗的研究,精心校研编印华严经典。他极力探究儒佛的异同,说:“自彻法源底言,佛家是极高明的,而儒有所不及。自致世治平言,儒家似较切近可行也。”认为儒佛没有扞格轩轾,“佛家揭示同体大悲,和儒家的仁体思想极为类似”。又说:“儒者说生即用以明体,释者无生即体而显用,自不二法门道理上论,宜可相互融通。”在刘静窗那里,儒佛之间并不相悖,二者的宗旨都在人生的真实受用。

刘静窗先生喜交游论学,与当时有名的学者陈微明、牟宗三、张遵骝、李卓敏、王元化、范文澜等以及华严座主应慈法师、佛教界著名人士蒋维乔、范古农、黄妙悟、赵朴初等多有交游,且常有学术交流。在生命的最后十年,他与现代新儒学三圣之一的熊十力先生成为忘年交,同居上海,但居所相离较远,常以书信论学,往复数以百计,多有关儒佛辩论。

同时,刘静窗先生对西学也有深刻的了解,没有偏见,对东学和西学有精辟的比较和分析。认为东学偏于明体,西学偏于致用,但“体用一源,本末靡间,东学足以救西方之穷,西学亦可济东方之偏”。

刘静窗先生就是这样一位关怀生命、关怀人类、开放包容、胸襟开阔的学者。刘述先说:“父亲谈古今,通中外,论释儒,教后学,无不尽显其通今博古、学贯中西的大学问家风范。”

诗与书法 风格独具

刘静窗先生还是一位诗人。一生写了许多诗词,经过战乱、“文革”,留下来的不足百首,但诸体皆备,有四言诗,有长短句,有古风,有律绝,有词,还有自由体,不拘一格,且皆韵律严整,首首见性情,句句显心迹,饱含家国情怀。如《先妣遗象题辞》:

哀哀我母,生我劳苦。终岁辛勤,以育以抚。儿今成人,母已作古。慈悲音容,长留胸腑。呜呼痛哉,千言何补!

刘静窗先生之母王氏,吉安县谷塘村人,18岁出嫁,随夫辗转湘、鄂、粤、港、昆、沪。天性慈厚,悯人俭己,乐于为善,深洽人心,孝敬公婆,操持家务,抚育子女,一生辛劳。晚年,静窗兄弟孝敬有加,膝前尽欢。1945年病逝,静窗悲痛欲绝,此后每遇周年,都要隆重纪念。这首四言诗题写在母亲遗像旁,抒写真情,古雅朴素。

而七律《为学一首示儿》则又是一种情怀:

少年书种向曾期,胸蕴真诚始有基。理贯新知穷旧学,道通物理造神奇。体融空有深深证,用彻人天实实思。东土传薪谁善继,杜公法界后贤师。

这首诗含义深邃,告诫儿子读书做学问要“胸蕴真诚”,以此为基础,深切体证,认真思考,才能做到融通造化,一以贯之。

还有一些朋友酬答、悼念亲人、教示子侄等内容的诗词,更多的是自抒胸臆的感怀诗,无不贴近生活,充满着家国情怀。

刘静窗先生还是一个风格独具的书法家。他的书法作品并非刻意而作,或书信,或书跋,或书稿,或诗词,或题辞,随意挥洒,自有法度,出入行草隶楷,结体浑厚韵致,平稳端庄,纯正苍古,体现出深厚的学问涵养。

家教严谨后有建树

刘静窗先生育有四子一女,他对子女的教育遵循传统规范。从孩子小时始,就引导他们读儒家经典、佛家经书和道家著作,又要读唐诗、背唐诗,渐渐地又引导他们读史等等。他要求不仅仅是读读而已,而要渐渐地深入其中,通过读史学会以史为鉴,认识社会,认识现实,以历史上的忠烈如家乡的信国公文天祥为榜样,做有骨气的人。

在家教中,他要求把“孝悌”放在首位,特别推崇孟子的孝道思想,推崇家庭伦理。他认为儒家所谓“治国平天下”都是以家庭伦理为本的,自古以来社会无论如何兴替变化,而孝悌之道犹存,家族之制未替,实为人类通则。

他的家教很传统,但又不执一不变,能够与时俱进。他要求子侄们认真学习现代以至西方先进的东西,读现当代有名的学者和作家的著作,读反映西方文明的名著,如以西洋学派为主的姚璋所著《八大派人生哲学》等等。

他对子侄的教育有原则,但对他们的志向、未来又不强加限制,所以四个儿子及诸多侄子在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功底的基础上,后来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各有建树,创造了“一门四教授”的佳话:

长子刘述先,香港中文大学教授,专心弘扬新儒学,成为当代新儒学第三代代表人物之一;次子刘任先,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教授,加拿大滑铁卢大学访问教授,多项研究成国果获国家部委和陕西省科技成果奖,获国务院有特殊贡献专家证书;三子刘震先,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毕业,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四子刘念劬,国家一级作曲家。

此外,在他的教育和影响下,他的侄子(蒨窗之子)也大都学有所成。如:刘冠先,美国伊利诺大学博士,著名桥梁专家;刘达先,厦门大学毕业,上海师范大学生物系副研究员等。

归结起来,刘静窗先生对子侄们的教育目的就是他在《示子侄》中所说的一段经典性的话:

“往日吾乡贤文信国公自许此身不负庐陵。今广其义,愿我子侄立志,此生不枉为人,不枉为中国人,不枉为庐陵人,更不枉为我庐陵刘氏的好儿孙……我子我侄,正当少壮,深望竖起脊梁,直立天地间,读世间第一等好书,做世间第一等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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