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长年代的记忆现场——散文集《木与刀》后记

《木与刀》傅菲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傅菲

2014年冬，我去郑坊镇西山村看我大姨，大姨年迈，和残障的表哥生活在一起。大姨父故去多年，生前是制陶师傅。我去土陶厂走走了，也算是对大姨父的凭吊。我少年时期常去土陶厂，看陶工干活，做日常生活器具。每一个陶工我都熟悉，每一道制陶的程序我也耳熟能详。可土陶厂已废弃多年，破烂的土瓮，坍塌的垄窑，烟熏的土砖，淤积在土里的炭灰，让我伤感。如今，陶工大多故去，活着的陶工已入耄耋之年。似乎我看到的土陶厂，是漫长年代的记忆现场。这次逗留，给了我很深的触动。

知识界普遍认为中国的乡村已经或正接近死亡，关注农村的作家也写了大量乡村凋敝的文本。学人和作家，道出了事实：乡村已沉沦，乡村已消失。但怎么沉沦，怎么消失，却没有哪个作家提供足够的文本，揭示沉沦和消失的过程。

中国是一个乡村密布的国度，无论是北方，还是南方，乡村以与自然相融合的方式存在。无论是民情生活，还是乡俗文化，都是与脚下的土地黏合的。乡村的凋敝，以溪流枯竭的速度，蔓延了大地。凋敝的过程是怎样的呢？文学作品，尤其散文作品，缺乏历史现场，只简单呈现凋敝的现状。

从土陶厂回来，我便想写一本乡村文化消失的书。2015年初夏，我去了贵州，作漫长的旅行，这个念头更强烈了，我几乎没办法控制不去想。乡村文化的消失，包含了复杂的社会因素、工业化对生活形态侵蚀的人性因素、当代社会演变的历史因素、体制因素。乡村文化的衰退过程，就是乡村伦理陷入利己主义和利势主义的过程。城镇化是一双翻雨覆雨手，让农民精英分子移民城市，加速了乡村的崩塌，使得乡村文化的传承，失去了优秀基因。

土墙、青砖墙和瓦构建的木质房子，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惊人的速度在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水泥楼房，这是乡村美学去古典化和工业时代格式化的重要因素。美学是文化的最高形式。随之而来的消失，便是传统的手工艺人，如染布师、做纸师、画师、乐师、箍桶匠、篾匠、木雕匠等。他们身份卑微，收入微薄，难以得到社会尊重。乡村的文化艺术，也淹没于滚滚红尘，如地域性的舞蹈戏曲、宗教仪式活动、祭祀活动、庆丰收活动等。乡村文化人公共话语权微弱，让位于粗俗的暴发户和底层权贵，甚至让位于具有半黑社会性质的放高利贷者、赌徒、打手。乡村文化人在公共话语权上的“缺失”和“让位”，导致乡村人的价值观，发生了本质变化。

贵州回来，我把主要时间放在搜寻乡间的传统手工艺人，和乡村文化人。我把自己搜寻的范围，扩大到浙江、安徽、湖北、江苏，进入他们生活的场域，感受他们生活的气息。而我的写作原点，依然是我枫林村。

当然，我并不以常规的方法，去解读乡村文化和描摹手艺人或文化人的日常生活，我不想仅仅停留在文化的表面，也不会为此发出悲叹———我更多地着墨于当事人在历史演变中，他们所遭受的挤压，我想从一个个具体的活生生的人身上，窥视历史留在他们内心的暗影，辨析生活勒进他们肉身的绳痕，并以此找到个体生命在时代潮流中所沉积下来的颗粒。

写书的时候，我有野心，我想把它写成“南方乡村文化百年演变史”。我像一个四方僧，披一件破烂的袈裟，行走在广袤而幽闭的乡野之间。我以田野调查的方式，直接搜取我的素材。边走边记录，文字浸透了草叶的露水。我走遍了信江中上游的主要支流，去看古戏台、祠堂、大屋，看山川地貌，看乡村的文艺表演，和乡村文化人座谈。我的生活，也因此受到叙述对象的干扰。写赣剧演变史的《大悲旦》我酝酿了一年多，做了大量的案头，却迟迟不敢动笔。我上街接孩子放学、去买菜、逛书店、和朋友喝茶、睡觉，“李牧春”会出其不意地来到我面前，和我“说话”，或“一言不发地看着我”，“她”成了我心里的一个影子。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值得的。当我着笔时，塑造的人物会跑到我纸上来，彼此“一见如故”。

我对待散文的原则，是不要把散文写得太像散文，而又不是其它文体。所以叙述视角和方式，大多属于“一反常态”，大部分单篇都以“多线叙述、多人物结构”展开，勾勒大时空下的个体命运悲欢。每一个出色的手艺人、乡村文化人，都有一本自己的“草民简史”。正是他们，让乡村成为我们的灵魂居所，而不仅仅是因为血脉之源，不仅仅是粮食喂养。

写这些文字，让我再一次陷入疼痛。无言的疼痛。写下的每一个人物，我能感受到他们（她们）急促的呼吸，微弱的脉搏和散淡的眼神。我曾说，我们这一代人，是人类以来最坏的一代人。我不知道我们在干什么，以创造的名义去毁灭去掠夺。古老的乡村文化，有的已经消失，有的正在消失。文化是乡村温良的血液，乡村正在失血，像河水断流，一片苍白。

令人振奋的是，在我书稿完成之际，中国提出了“振兴乡村”的发展战略。振兴乡村以振兴乡村经济和振兴乡村文化，作为两轮驱动。振兴乡村经济可能会更容易一些，振兴乡村文化则需要更漫长的时间，甚至百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