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刘绎———这位江西最后一位状元，以三品京堂衔任鹭院山长，达三十四年之久，其功不可没矣。然而，若推举一位最能代表白鹭洲书院精神的人物，则非文天祥莫属。而这种精神气质，则可说“正气”二字。南宋宝祐三年（1255），文天祥负笈书院，受业于欧阳守道，时年19岁。与文天祥同学于白鹭洲书院的，还有刘辰翁和邓光荐———这二人同样以文采和气节名世。邓光荐《酹江月·驿中言别》词曰：“水天空阔，恨东风不惜世间英物。蜀鸟吴花残照里，忍见荒城颓壁。”气势宏伟，言辞慷慨，其情性可见一斑。刘辰翁诗词也蔚为可观，而其乱世中坎坷的经历和隐居不仕的孤愤，也让赣江之水呜咽。文、刘、邓三人既是同乡，又是好友，他们密切的私人关系，源于对诗词的热爱和济世的理想。而在学习和交往中，又相互影响着各自的人格。

书院里供奉着欧阳修、胡铨、杨邦乂、周必大———这四位吉州先贤的画像，文天祥每目睹于此，一种豪情在心间升起———“殁不俎豆其间非夫也”，发誓要跻身忠臣行列，让人们像祭祀他们一样祭祀自己。天祥追慕这些吉州先贤的忠烈气节———其源头，可以上溯到欧阳修，而下达清初的方以智。忠烈———是吉州历史的一条长线，一长串让人感动的名字，串在这条线上，这种典型的地域精神是殊为可贵的。

当年江万里创建白鹭洲书院，是为了敦教化、兴理学、明节义、育人才。他在书院中设立六君子祠———祀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邵雍、朱熹；又建道心堂、文宣王庙、云章阁、风月楼等楼阁，使之成为江心胜景。这位朱熹后学，还将《白鹿洞书院揭示》引入书院，陈于道心堂———朱熹制定的《白鹿洞书院揭示》，可说是为天下书院制定了行业标准。时至今日，《揭示》对读书人的要求———“博学之。审问之。谨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谋其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等等，仍有很强的指导意义。离任吉州之际，江万里延请吉州名儒欧阳守道，为书院首任山长。文天祥虽亲炙欧阳守道只有一年时间，但受益很多，对这位老师评价很高———而其务实的学风，不能不对天祥有所影响。

宝祐四年（1256），文天祥一举成名，被宋理宗钦点为状元。这位吉州人杰，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其慷慨悲壮的一生，从白鹭洲起步。“鹭飞振振兮”———白鹭的雪白、高洁，与大地的亲密和恰切，都与天祥相仿佛。或者说，白鹭是文天祥的化身，虽其殁已有千年，但其精神幻化为这白色的精灵，已然不死。《诗经》说：“振振鹭，鹭于下。”又说：“麟之趾，振振公子”。“振振公子”———当是天祥的写照。当年，与天祥同榜的吉州进士，达39名，占全国录取进士360名的九分之一，震动朝野，理宗皇帝亲书“白鹭洲书院”匾额，以示褒奖。六年后，天祥的好友刘辰翁、邓光荐也中进士。鹭飞振振———其情景，如在目前。

文天祥自是忠节志士，而追随他勤王抗元的吉州义士，除刘辰翁、邓光荐外，曾受业于白鹭洲书院的，还有不少———如为掩护天祥避难而自称为天祥、结果被元兵烹死的刘子俊；被俘后绝食八日而死的罗开礼；冒着杀头之祸收拾天祥就义骨骸并运回吉州安葬的张千载；写下生祭文劝文丞相速死的王炎午等等，都濡染过书院的“正气”之风。因而———当文天祥受尽苦痛折磨和诱惑，写下惊天动地的《正气歌》时，不仅是为他自己画像，也是为白鹭洲的全体学子画像。五

无论城市的面貌如何变化，自然总是竭力在维持着它天然的样子。赣江两岸的建筑、道路、桥梁，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改变，唯一不变的是江流的模样———始终在奔流向前，不知疲倦，而这流逝、奔涌，以致水涨水枯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在主导这一切？水的流逝，总是让人对夫子的感叹产生共鸣———“逝者如斯夫”———人世的兴废、荣辱、辉煌与没落，都能从中找到一种哲学上的意蕴。

与今人注重城市的外观和环境建设不同，古人似乎更重视人的灵魂建设。中国的文化和艺术，无一例外，都直接指向肉身里神圣而敏感的器官———心！中国文化，似乎天然地包容着教化和信仰，使之不可分离。这与西方的传统不同。书院，正是这样一个场所———因而，它不仅仅等同于今天的学校，某种意义上，它也兼有寺庙的功能。考虑到这一点，当年王阳明以及他的弟子们，为何选择青原山净居寺作为讲授心学的道场，似乎就不难理解了。无论是正心也好，养心也好，还是发明心的良知也好，书院传播的远不仅仅是知识———而是“弘道”。

余英时在《士与中国文化》一书的“序”中说，西方文化传统，有“静观的人生”和“行动的人生”两派，静观的人生以古希腊哲学家亚里斯多德、柏拉图等为代表，这些“精神贵族”只“静观暝想”，而不屑于公共事务；而西方近代知识分子，在中古基督教传统下，承担着“社会良心”的角色，关心的已不仅仅是“解释世界”，而是如何“改变世界”。从这层意义上来讲，中国传统的“士”更近于西方的近代知识分子———因为他们是“即知即行”、“知行合一”的。中国的读书人在对待超越世界的“道”与现实世界的“人伦日用”之间，是一种不即不离的关系，这和西方大不同。

明代的白鹭洲书院，在王阳明到来后，经历了另一个繁荣期。王阳明把“心”作为主体，把修养“道心”作为品德修养和经世致用的基础，而经世致用须从日用人伦开始，修养“道心”不仅要在以静为特征的“性”上去求，更要在以动为特征的心之用的“情”上用功———那便是“致良知”。因此，阳明说：“圣人大中至正之道，彻上彻下只是一贯。”即，在“上”———形而上之“道”，与形而下之“器”之间，始终贯彻体用一源、知行合一乃至心物相融的精神。这场思想巨变，在以白鹭洲书院为代表的吉州书院中，不知不觉地完成了。阳明一扫程朱理学的僵滞、固化，给中国文化和思想界注入了活泼泼的新元素。自此，阳明心学在江右大地扎根生长，直至枝繁叶茂。阳明讲学授徒，门人弟子以江右特别是吉州学者为盛，黄宗羲《明儒学案》记录的江右王门学者为数最多，达33人，其中吉州占22人。因而，梨洲先生感叹：“阳明一生精神，俱在江右。”进而言之，阳明一生精神在吉州，并非妄言。

当古人热衷于“弘道”时，反观今人，我们在做些什么？借用美国当代小说家雷蒙德·卡佛一本小说集的标题———“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当我谈论古人与书院时———我究竟在谈论什么？

历史的荣誉与辉煌，总会被流逝的水给带去。此刻，寂寂如空。书院再次陷入缄默中———因为语言系统的断裂与更新（那也归于一场运动），我们甚至与古人的话语隔着深的鸿沟———那言辞指向的仁义礼智信、理与欲、心与物———像落日，沉重地合在漆黑的书页中。书院———作为历史遗迹的一部分，她向人开放的难道只是她陈旧的面容、让人偷偷窃笑的古怪的言语与举止、不可理喻的对人伦的规定与限制？难道只是使人在突然之间意识到，自己是个新人，而与古人之间，不是来自于同一个人———同一个父亲？这轻微的荒谬激起的羞耻，还不足以使人惊愕吗？当我从人群中脱身出来，来到连接着沙洲与江边马路的桥上，回望身后的沙洲，脑际突然迸出某个诗人的两句诗来：这些无辜的树和身体倒映在湖水之中，被揉成更幽暗的幻影。（朱朱《人的意识就是飞蛾》）六

沿江路的光线是迷离的———我不知道古时候的人，是否也意识到这一点；尤其是在雨后，植物的香气与江水的腥气混合在一起，茉莉花，栀子花，野蔷薇，丁香花的芬芳，和南方多雨的春季潮漉漉的空气、新鲜的水流的气息———搅混在一起，干净贴身的衣服转瞬就粘上了湿气———多半会使人感到心烦。然而在这里，眼前的景致和春天蒸腾的喜悦会让人忽略掉这一点———而进入到一种出神的遗忘中。过去这里有个亭子———甘雨亭———现在只保留了一个地名。早先我以为建亭的动机，是为了祈求风雨平安、五谷丰登。其实是为了纪念一个叫“甘雨”的人———并且是我的老乡。作为一个学者，他和白鹭洲书院一定有着不浅的缘分，可惜无从考证。我只是经常路过这里；有时则从白鹭洲桥上走过，来到这座熟悉的沙洲。

烟雨中的白鹭洲，带有一份古气，掩映在古木中的楼阁，露出一小部分，白色的鸟，在江面上飞，有时发出仿佛争吵的声音。斯人已逝，而白鹭尤存。鹭飞沙洲，这缄默的江洲因而变得生动起来。清代有个叫贺侯良的官员，到任时，刚一下车，就来寻访白鹭洲书院旧址———经过明代的兴盛，在清代，因太平天国战火在此燃起，书院毁于一旦；光绪间，又因水患，经刘绎重修的书院再遭毁坏———此君面对眼前的荆榛瓦砾，不禁神伤。他说：“鹭洲为一郡锁钥，赖有书院镇之，书院不洲，恐水势日横，洲壤日削，不数年，并遗址不堪问矣……”“锁钥”一词，对白鹭洲书院之于吉州的意义，可谓恰切。这把锁钥，打开的不仅是一郡、一州的历史密码，也打开着时间、江流———那总是流逝、不可挽回的事物的全部信息。（本章节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