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辈们都是手写年代走过来的人，父亲年轻时乡镇还不叫乡镇，叫人民公社，父亲的职位就是从人民公社的秘书做起的。因为职业的原因，父亲对与文字有关的的一切东西都百般敬畏，尤其是对纸质物件，他从不让孩子们随意对待。我们兄弟姐妹偶尔翻看父亲的书籍时，总是被母亲一再叮嘱要小心，看的过程中不要弄脏弄皱，看完了要原样摆放整齐，这样才不致于挨父亲的训。

记得父亲那时最爱看的是党刊《红旗》杂志。父亲说《红旗》杂志是当年由毛泽东主席一手创刊的，不过在1988年改名称为《求是》了。当年父亲一期一期积攒的《红旗》杂志在书桌上摞了半人高。记得我唯一的姨姨隔着几条河来我家走亲戚时，临走时想带一些父亲的《红旗》杂志回去做纸门帘。纸门帘是当时流行的一种手工自制门帘，就是把纸卷成瓷实的柱状，再刷一些彩色的油漆，截成等长的段拿线串起来，非常漂亮，在那个年代很流行。在纸张紧缺的当年，父亲那堆《红旗》杂志被姨看中了，但父亲拒绝了姨的要求，这让姨姨很失面子，也让母亲很难堪。父亲自有他的道理：随意对待书本，子孙能念好书吗？经年以后，姨还对父亲敝帚自珍那堆“无用”的杂志感到不解，一直成为她评价父亲过于“小气”的谈资。但是父亲不是小气之人，他给上学的哥哥姐姐定期买笔墨纸砚时从不在价钱上吝啬，而且都是买上好的、配套的。笔有笔筒，砚有砚匣，纸有纸桶，墨有墨订。当全套的东西摆在书桌上，父亲总是要挥毫一次的，旧报纸一摊，随意写几个毛笔字，然后再叫哥姐依次仿着写。当然他们依葫芦画瓢，写不出父亲的字样，父亲也只是笑着。长大后我才明白父亲的苦心，他是想给孩子们一个熏陶的氛围，希望孩子们在书香墨香里成长，成为有用的读书人。

童年在父辈们的纸质岁月里渐行渐远，渐渐，我被时代的潮流裹挟着涌入电子时代。虽说电子时代的便捷与好处不一而足，但在我的记忆深处，总有一些与纸、与书、与笔有关的场景在不期然的时间片断里闪现。记得小时候一觉醒来时父亲还在灯下奋笔疾书，打好初稿了还要再抄誊一次，那重复手写的劳动，当然比不得如今在电脑上一次性成形定稿来得省事便捷。

还听哥哥说起过，当年他与嫂子谈恋爱，嫂子过年之前写给他的信，他年后才收到，一封迟到的情书代表了纸质年代里充满了时差的情感表达。哥哥每次在家庭聚会时看到家人用微信联系，用微信第一时间了解各自的存在状态，总是感慨地提起当年那封迟到的信，而每次提起这件事时总是成为家庭聚会里的笑谈。当时要表达的感情与时下发一个信息不消一秒钟就能表达出来相比，还真是龟速。手写年代的情书就那么流传下来了，而电子时代的爱情无论是保存在电脑里还是留存在手机里，那种虚无的形式少了存在感。恋人之间彼此表达心意的快捷与方便，我总觉得像极了快餐，感情没有经过时间的等待与发酵的过程，使爱情这瓶酒的甘甜与醇香多少打了一些折扣。

说起情书，让我想起一位近代的文学才子朱豪生，身处战乱年代，他却用十年之功翻译出莎士比亚剧作，翻译工作是在贫病交加的岁月里，直至坚持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文坛以“带血的莎魂”悼念这位才子对文学的执著。朱豪生当年写给妻子宋清如的308封情书，封封感人肺腑，句句动人心魄，字字刻骨铭心。如今电子时代的现代人当然不屑于手写情书了，但从《朱豪生情书》一书一直走高的销量来看，现代人还是喜欢看情书的。情路上能留住美好回忆的还是留在纸上的痕迹，那一页页带有笔体与彼时心迹的情书，应该是在慢慢陪你变老的岁月里最为浪漫的见证吧。

身处电子时代，习惯了电脑打字，甚至会议记录都带着笔记本，由输入法自动组出词汇，这样的现状下使得许多年轻人只会读字不会写字，认字也常常“秀才识字识一边”，写字更是提笔就忘。记得央视推出《中国汉字听写大会》的节目，当时现场有一个“癞蛤蟆”的词难倒了七成人。这档节目很大程度上唤醒了国人对汉字文化的重视，让大多数人对汉字传统书写回归了应用的态度。

那些纸质岁月的温情故事，每每回忆起来总是凝重与遥远。因为怀念，我总是不舍地寻觅着纸质岁月里的痕迹。因此每次去城里，只要有时间，我总是习惯性地走入古玩市场，只为看一看那些从久远年代一直穿越到电子时代的名家字画与旧书古籍，那些物件历经岁月的浸染，价值越来越珍贵。我常常只身一人边走边看，用自己的视觉去感受纸质年代给我们带来的岁月沧桑与霁月风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