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接上期）

阳明在庐陵知县任上虽短，但其与吉安的情缘不浅。作为一代大儒，其思想对吉安影响深刻。当他来到庐陵开始事业新起点时，应是充满憧憬的。这片土地不仅蕴育了欧阳修、周必大、杨万里、胡铨、文天祥等宋代名儒，就是在本朝也是煊赫显目的。作为中央最高决策机关的内阁，从永乐到成化年间，几乎为江西籍官员所垄断，解缙、胡广、杨士奇、陈循、彭时等内阁首辅，更是全部出自吉安。

吉安作为一个人文荟萃之地，思想必然活跃，对于一心想做圣贤的阳明来说，此地适合作弘扬心学的法场。但吉安作为文献之邦的同时，也民风好讼。当地俗语称：“袁筠赣吉，脑后插笔”，意思是，吉安等地的老百姓健讼，随时准备与人打官司。

来到县衙，阳明发现，接手的摊子有些像烫手的山芋，堆积如山的案子且不说，眼前一个棘手的问题却亟待解决。简言之，即是税费过重问题。阳明到任后查阅公文，发现正德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吉安府一份公文，根据镇守江西等处太监王某钧牌，命府衙吏员，催促庐陵县召集全县里长、粮长，在本县收买葛纱上贡。

历史学者方志远，在《明代的镇守中官制度》一文中说：“镇守中官是中国地方政治制度史上的一个奇特现象。明朝从成祖永乐时开始，向边镇派宦官，称‘镇守内宫’或‘镇守中官’。到宣宗宣德年间，内地各省也遍设中官，地位在巡抚文官和镇守武官之上，并专门搜刮地方特产，向皇帝进贡。”到武宗正德年间，由于刘瑾擅权，镇守中官数量猛增，他们与地方地痞相勾结，以上贡为名，行中饱之实，引起社会广泛的骚动。吉安府、庐陵县也未能幸免。

庐陵本地不产葛布，原先的岁额中，也没有葛布一项。阳明经过了解，发现正德二年，镇守中宫姚某行文江西布政司，要求本省生产葛布的地区要抓紧采办，不生产葛布的县份，也要根据原先田赋的多少，加派买布银两。庐陵是大县，一年的税银三千多两，加上岁办杉料、楠木、木炭、牲口等项，已达一万多两，是原额的三倍。现在因为连续几年葛布税银摊派不下去，经办的粮长、里长还拘押在县衙。看来吉安“民风好讼”，也有官府需要检讨之处。正当阳明心情沉重，寻思出路的时候，忽听见衙门外一片吵嚷声，原来庐陵百姓得知新来了知县，正上门来反映诉求，希望减免无理摊派。看着眼前赤脚踩地、衣衫破烂的治下百姓，阳明百感交集。他本是做事果断之人，敢作敢为，当即许诺为百姓做主，申告上司，蠲免摊派。见多识广的庐陵百姓且信且疑地散去，不几日，公文果然下来，加派银两果然一概蠲免，百姓欢欣鼓舞。

原来，阳明当天就向吉安府和江西布政使司写了一份《庐陵县为乞蠲免以纾民困事》疏。吉安府、江西布政司大概对于阳明的脾气有所了解，因而给予宽容。而当时的江西镇守中宫宦官王某，也知道这位王知县是个犟脾气，加上他父亲王华是状元，此时正是皇帝的红人，得罪不起，更直接的原因，还是害怕阳明将他中饱私囊之事捅到朝廷，便也不了了之。

阳明在庐陵任上算是开门红。接下来他开始着手治理“庐陵健讼”。他下发《告谕庐陵父老子弟》公文，称：庐陵为文献之邦，现在却以健讼闻名，连我做县令的都感到羞耻。如今正值农忙时节，又灾疫盛行，如果精力都放在打官司上，势必家中老少无人照顾，田中农事也要荒废。这样即使打赢官司，而使父母、兄弟、子女病死家中，田里因荒芜而颗粒不收，又有什么意思。从今往后，如有纠纷，先由里老调处，而对于专以争讼为能、诬告为快的刁民，县衙里有的是刑具，我之所以现在不用它们，因为庐陵是礼仪之邦，家家读书识理，只要讲明道理，大家是不会犯法的。但如果不听教诲、执意妄为，那就为国法不容，休怪本县动用刑具了。

其实明太祖四十岁立国之初，就曾定下一套制度：如，为教化民众建立申明亭和旌善亭，凡因偷盗、斗殴被官府定罪的都要在申明亭张榜公布，以起到警戒他人、防微杜渐的作用；而对于热心公益、扶危救困等善举，则在旌善亭张榜表彰。此外，为止争息讼，要求地方官挑选民间年高有德的老人，每里设一“里老”，专门处理乡里邻人之间的纠纷。若不经过“里老”调处，直接告到县衙，则叫“越讼”，不仅不受理，还要接受五十鞭罚。只是这套制度渐渐成为摆设了。阳明到庐陵后，恢复了申明亭和旌善亭，重新重用“里老”，并强化“里甲”制度。县城里十户为一甲，乡村则以村为单位，若遇“盗贼”，需相互支援，同时也可互相监督，起到保一方平安的作用。经过一方整治，吉安民风顿时好转，诚如大儒湛若水所说，阳明在庐陵“卧治六月而百物具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