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杨花落尽，子规啼。一代圣人王阳明南下江西，剿南赣山贼、平宁王之乱，立一世功名。阳明声誉鹊起，心学成一时显学，备受人追捧。史载正德十三年王阳明师还江西，“立社学、举乡约，修濂溪书院，刻《朱子晚年定论》。所至会讲明伦，武夫介士执兵环立，蹑跷担镫之夫千里远至。长揖上坐，一言开寐，终身诚服。风教四被，讫于江表岭峤。”当时盛况，往往是四方来者环阳明之室而居，有时一个僧舍住着几十号人，夜阑卧听，歌声达旦，每次讲座围听者不下数百人。以往常识，总认为传统专制社会，没有精神和学术自由，其实远不是实情。而今隔着历史的距离，反观阳明心学的盛况和阳明弘扬学术的努力，如同梦幻。在君昏政暗的明中期，王阳明争取学术自由的努力令人称道，其精神用顶天立地来形容并不为过。
　　作为阳明的同时代人，且同在南京做过官的同僚，钦顺对阳明心学带来的轰动应是耳闻目染的。罗钦顺三十四年的仕宦生涯中，有近一半的时间因为革职、守丧、请假等原因，在泰和乡间度过。辞官回乡后更是在家乡住了二十年，王阳明在江西传播心学以及吉安士人竞相追随心学的风潮，罗钦顺不仅亲见，而且近距离地体验了一种新的学术思想给知识界带来的震撼和狂欢。
　　只是不知钦顺心中作如何想？
　　在西冈的“学古楼”——正是他回乡省亲时修建的书房——可以眺望赣中这片秀美的山川：三四月份，正是杜鹃花盛开的时节，漫山红白，铺染在青绿鹅黄的枝叶间，潺潺溪流彻夜绕砌，流泉飞瀑在山谷之间制造了自然界最美妙的乐音，山间樵夫的歌声以及乡间小道上渔人哼唱的小调，时常给埋首在书卷中的这位男子带来宛然一笑；秋季是最宜人的季节，不同于北方已现肃杀、悲凉之气，吉安的秋色景致迷人。泰和乡间的田畴已收割完毕，一个个草垛整齐地在地上堆积，这些空余的部分，正好烘托出山间林深树茂，虽已入秋，然树叶仍不凋零，反而呈现出倔强的红黄色，大雁、野鸭、山鹭在天空、林梢、溪边惬意地飞翔、驻足，天空高远，四周的青山显得纯净透明，有一种雨洗过后的淡蓝色。
　　罗钦顺静享家乡美景，作《困知记》。
　　任继愈对《困知记》的评价很高，在其《中国哲学史》中称该著“是一部直接批判王守仁的主观唯心主义的唯物主义哲学著作。”后世学者也认为罗钦顺对程朱理学改造地继承，对“气学”的创建和对佛学的批评，在中国哲学史上有重要地位和影响。《明史·儒林传》说：“钦顺潜心理学，深有得于性命理气之微旨。”钦顺晚年潜心“格物致知”之学，对格物之学有新的改造，认为“格物”是格天下之物，不只是格此心；“穷理”是穷天下事物之理，不只是穷心中之理。主张“资于外求”，达到“通彻无间”、内外合一的境界。
众所周知，王阳明早年也倾心于格物求理。18岁时，他按照老师娄谅的指点读遍朱熹书，急于求道的他去格竹子，结果理未格到，反而大病了一场，为此十分后悔，遂对格物求理的道路产生怀疑。龙场悟道后，更坚信于事物上求理大错特错，格物应“只在身心上做。”
　　哲人总想寻求世间的真理，总相信真理只有一个，然而不同的源头、路径和方法却形成了不同的流派。有一次，大儒高攀龙的弟子非常好奇地问到：“整庵、阳明俱是儒者，何议论相反？”攀龙回答说：“学问俱有一个脉络，宋之朱、陆亦然……”高氏认为学者因为不同的师承，哪怕是同为大儒，议论也可能完全相反。这正如盲人摸象，得之者只为局部，没有谁能真正穷极世间的学问——也许只有上帝才是真正的全知全能者。
　　罗钦顺与王阳明在学问上的争辩，有些类似南宋朱熹与陆九渊的辩论——著名的“鹅湖之会”。朱、陆二人大辩几日，成为一段思想史的佳话，但谁也没有说服谁。二流中分，罗钦顺和王阳明分别师承了朱熹和陆九渊，并将理学和心学推向一个新的高度。在“鹅湖之会”中，陆九渊指斥朱熹的格物致知是“支离事业”，主张体认本心的简易工夫——这一点被王阳明接过来，并进行了更系统和全面的发挥。阳明以“心”化解世界万物，提出“格物即格此心”，他将朱熹以探索外在世界的万事万物之理，内向性向本心作主观精神的舒展与扩张——他要在大地上书写一个大大的“人”字。这一主张的确振聋发聩，很能抒发一种“狂者的胸次”。而罗钦顺对此则冷静、清醒和谨慎得多，他对先贤至圣的学术不是采取激进的虚无主义，而是耐心地辨析，辩证地继承。然而，既已扬帆在不同的航道，希求对方赞同自己的方向，无异于南辕北辙、缘木求鱼。
　　罗钦顺不赞成王阳明“格物即格此心”，也不同意王阳明50岁以后提出的“良知”说，对“良知”和“致良知”可能导致学风的玄禅化深为警惕。他认为体悟良知类似于禅学的“顿悟”，在一篇批评陆九渊的文字中，他说：“自陆象山有‘六经皆我注脚’之言流及近世，士之好高欲速者，将圣贤经书都作没紧要看了，以为道理但当求之于心，书可不必读，读书亦不必记，已不能苦苦求解。……将坐禅入定去，无复以读书为矣。一言而贻后学无穷之祸，象山其罪首哉。”他对陆九渊影响后世信徒不复专心读书，而坐禅求道身怀忧虑。而这也可看作是他对王阳明学术的反驳。
　　当时学者讨论学问，经常是以书信来往。《困知记》中记载了包括王阳明在内的二十多位学者与罗钦顺探讨学问。在对王阳明的质疑和辩难中，王的大弟子、同为泰和人欧阳德，与罗钦顺有过两次书信来往，辩论“良知”。考虑到欧阳德当时的影响——被称作“南野（欧阳德号）门人半天下”，与王学师生的激辩，使罗钦顺颇有些堂吉诃德只身奋战大风车的意味。
　　罗钦顺与王阳明的分野在对待朱熹晚年定论上得到了深化。一次，阳明将自己的论著《朱子晚年定论》和《大学古本》寄给钦顺。钦顺细读之后发现不少问题，遂提出一些异议。他不满意王阳明擅自删节朱子整理的《大学古本》，而对《朱子晚年定论》的批评则更尖锐——根据王阳明弟子的叙述，此书作于江西，说是朱熹晚年病目静坐，忽然体悟到圣学之渊薮，大悔中年著述害人害己，便告知同志。阳明读后大喜，认为朱子晚年主张与自己相通，说“无意中得此一助！”遂作《朱子晚年定论》。
钦顺指责阳明任意裁剪朱子言论为己服务，没有抱着实事求是的态度。阳明则文过饰非地予以了回答。对于朱熹，王阳明时不时表现出一种轻慢的态度，认为孔子不能违，而朱子背弃、违逆并无所谓。他以狂者的姿态崇尚思想的独立，说：“夫道，天下之公道也；学，天下之公学也，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私也。”这种批判意识和自由精神，显然值得称道，也体现出王阳明作为一代思想巨人，有着怎样的视野和精神高度。
然而，阳明踩着了钦顺敏感的神经，因为他对朱熹情有独钟。对于这位导师，他毫不动摇地进行了维护——他对程朱发自内心地信服。他承认学问不必皆同，但必有优者，必有令天下信服的学说，这就是公理，理之所在，就必须真诚而非虚伪地学习和发扬。比较阳明和钦顺——显然阳明的独立精神和开拓意识更强，因而影响也更大；钦顺则守成一些，温和一些。回想五四时期，以鲁迅、胡适等人代表的激进派和改良派的争论，也有着历史的余响和共性，只是人们容易被喧嚣的声音湮没，对文化采取的态度总欠缺足够的理性和耐心。
　　作为长达半生的论敌，钦顺和阳明又是彼此惺惺相惜的好友。虽然他们学术不同，但在人格和道德上，却有着太多的共性。对王阳明的才华和精神，钦顺给予了真诚的赞美。他曾写诗称颂阳明的功绩，还欣然在好友给阳明赠诗的合集上作序。显然阳明对钦顺也是尊崇的，父亲王华从南京吏部尚书退休后，在家乡龙泉山盖有一屋，此公素爱听松涛，该屋坐落于一片茂盛的松林中。为表达对父亲的孝心，阳明请钦顺为之作文，钦顺遂作有《听松轩记》。阳明盛年去世后，钦顺悲痛之余还写了篇《祭大司马王阳明先生文》的祭文，称之“气盖古今，量包湖海”。
　　两位先儒的人格为后世立下了标杆，而这份境界，却又不知使多少“知识分子”汗颜！
　　西冈之上，学古楼早已湮灭，而流泉飞瀑、山林平畴依然。
　　冯友兰先生说:“罗钦顺是理学的革新者。”这位500年前的老人，若能听到后世贤才对他作如此评价，定能欣慰地闭上双目。
（本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