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以智:儒释之间(之三)
方以智出逃南下后,先是回到南京,直奔孝陵,在高皇帝陵庙前痛哭不已。此后在南京高座寺出家。

三(接上期)

方以智出逃南下后,先是回到南京,直奔孝陵,在高皇帝陵庙前痛哭不已。此后在南京高座寺出家。陈其年给方中德诗序写到:

“曾几何时,而先生已僧服矣。崧再过竹关(金陵高座寺)而先生念故人子,必强饭之。饭皆粗粝,半杂以糠秕,蔬菜尤俭恶,为贫沙门所不堪者,而先生坐啖自若,饭辄尽七、八器。回思金陵时,时移物换,忽忽如隔世。”

从家门鼎盛、仆从喧阗的乌衣子弟,到自甘淡泊、特立独行的面壁头陀,时代的激变、家国的劫难,让方以智从繁华跌落到荒凉。而侄辈的陈其年,虽然状写的只是密之个人命运,却无不透露出惨痛的帝国崩塌的阵阵余音。方以智隐忍住内心的沉痛,能对粗粝之食,“辄尽七、八器”,那种身世两隔、一心向佛的哀伤和无告,显露无疑。

方以智在《象环寤记》中说:“以祗支(袈裟)为退路,即为归路。”这句话很有意思,表明他是以退为进,并非真的遁入空门。那么他归路何在,图谋什么呢?

作为桐城大族,方家家学,对易学、物理是很有心得的。方以智自幼得到家传,不同于王学末流的空疏武断和反智倾向———他们好谈心性和道德问题,不读原典,而方以智注重实证和科学。这在宋明以来重道轻艺的风气里面,显得很独异。可以说,对于清代的学术思想也影响甚大。这样一位巨才,在一个悲剧时代,却无法施展才华,只能在空门埋没,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方以智受邀到青原山主持净居寺,其实有着宗教上的根源。他闭关高坐寺,皈依的是天界寺的觉浪道盛法师。觉浪是曹洞宗高僧,其门下笑公曾奉师命主持并圆寂于青原山净居寺。方以智继笑公衣钵主持青原正是出自同一宗派背景。但我们不能排除作为一个士大夫,在有着强烈的“明道救世”理想的人格里,始终安放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和道义。青原山在庐陵,是文天祥的故地。作为一个末世文人和仕宦,方以智和文天祥的悲剧命运,难道不相似吗?因而不能排除他在精神上追随文天祥的动机。

安徽桐城,有座浮山,方以智在青原山,留下的诗文集叫《浮山集》。在吉安,方以智与一个叫萧孟昉的人过从甚密。正如方家是桐城大族一样,萧家在吉安泰和,也是望族。先祖萧士玮是万历进士,与方以智父亲方孔炤曾是同僚并交好。萧士玮在泰和老家建了一座花园,曰“春浮园”。因是世交,方以智常出入春浮园,自不在话下。浮山和浮园,在离乱之际,寄托着方以智的梦境与现实。萧家是大族,家产颇丰,但富而不吝。萧士玮曾出资重修净居寺;施愚山在白鹭洲聚众讲学时,萧孟昉也曾出资百金资助。

庐陵山水和温暖的友情慰藉着方以智的心,使他能潜心著作,并整顿佛门。他率领僧众事农生产,并用自己的影响,获得不少捐施。先后重修了归云阁、药树堂、晚对轩等净居寺古迹。

六祖慧能之后,禅宗分出一花五叶、五宗七家,列列龙象大德,精光奇彩,美不胜收。凡事盛极而衰,禅宗至明末已然式微。加上各宗派纷争、内讧不断,佛门呈现乱象。方以智作为青原曹洞新宗师,力主扫除积弊、调和息诤。认为大道本圆,五宗本一,反对僧众只知道背诵一些禅语录,说几句故弄玄虚的机锋之词,力主僧人脚踏实地地参悟自己的实禅,融入参悟者真切的生命体验。方以智家世易学与理学,出家以后,更有苦心调和三教,坚信其学术烘炉之火足以“烹三炮五吞一味”。

他认为,儒家思想需要佛家道家来补充、纠正,作为它不可缺少的滋养。儒家之尽心,道家之知命,佛家之不二生死,是同一的,世界可归为一心。世界的本体,本来就是华严宗所谓空虚寂灭万古如斯的世界。心与本体世界为一,就不会感到事物大小粗细之别。他对知性活动的爱好,对前人知识的积累和重新衡定,显示出他超人的学养。他说,万法总由心造,心是万物如此、如彼的根据,而心随人的修养功夫,有不同的识度和观法。而此“心”并非陆王心学的“心”。

当时有个福建学者李世熊,慕名来访。在青原山与方以智相谈半月后感叹道:“世所称方桐城者,方密之先生也。先生合忠臣、孝子、才人而一人矣。性命之学,三才物理之学,声音文字之学,与夫一技一艺,莫不穷其源,造其极,诚古今第一奇男子,名甲天下!”

江西宁都翠微峰,隐居着魏禧等九个文学家,人称“易堂九子”。方以智和魏禧之间,有师友之名。一日,方以智收到魏禧信札一封,信中,魏禧指出方以智随着声誉的隆起和交游的广泛,已经“志气渐移”,于是直言规谏,他说,“迩者道誉日盛……于是接纳不得不广,干谒不得不与,辞受不得不宽,形迹所居,志气渐移。”他还不无挖苦地说:“从来古德于道行法明之日,往往挂鞋曳杖,灭影深山,后世莫不高其行,譬如神龙云中,偶见爪甲。故曰:安知凤凰德,贵其来见稀。若鳞鬣首尾,终日示见,则禹屋画壁,孔庙雕柱之物耳。”

方以智遁入空门后,洗尽铅华,归于平淡,但其洒脱、率性、纯真的本性未泯。萧孟昉说他,“行处则平实,接人则春风”。但随着影响的扩大,非议也伴随而来。魏禧是一个高洁之人,对老师的直言,可见出他心性的磊落和坦荡。其实,方以智以退为进,遁入空门,就是希望有机会能光复大明。为了这隐秘的事业,出来接洽一些人物,也是不得已。

有一种说法是,方以智是反清复明组织“天地会”的精神领袖。1658年,方以智上庐山,其后在建昌府(现江西南城)荷叶山一座破茅屋中独自隐匿三个月,后被人无意识破身份离开。之后五六年,他在建昌及周围府县活动,所到之处,群议竞起。“天地会”起源于江西南城,由明藩王宗室子弟创建,以南城明益王墓地“洪门”为秘密组织名号。方以智死于涉嫌反清的“粤案”。鉴于清朝刚刚建立,政权尚不稳固,对敌对势力的打压非常残酷,以至于和方以智交往的文人,以及亲朋好友,都销毁或删改一些交往的诗文书信,甚至在乾嘉时期还对方以智的著作进行禁毁,这也使得方以智作为一代思想独异、聪慧过人的大儒,几百年间声名不显。

是年四月,在次子中通的陪同下,方以智远游福建,途中专访魏禧。一夜长谈,魏禧方明了密之内心真实想法,顿时惭愧莫名,恨不能终身追随左右。

密之会晤魏禧后,南下福建,在闽盘桓逗留多日,和当地文人僧侣相谈甚欢。一方面他作为反清复明秘密的思想者和组织者,从来没有停止工作;另一方面随着年龄的渐增,思乡之情日益强烈———此时,其子已在浮山此藏轩旧址兴建了报亲庵,皖地的官员也邀请他回去弘扬佛法。然而方以智再也没有踏足故乡的土地。

孔子说,“士志于道”。顾炎武也说,“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明道救世,几千年来一直是中国士人的共同文化性格。对比世界几大文明,对于终极理想的追求,虽名表各异,但殊路同归。古希腊柏拉图学说提出一个现象世界和真实世界的对立;基督教出现一个天国和人间相对立;印度佛教提出一个无常的轮回的充满负面意义的世界,与一个梵的恒常的世界对立。中国的读书人则创造了一个理想的“道”的超世间和现实世间。但中国文化的独特之处在于,前者几种文明都是创造出一种对立、紧张甚至排斥的理想世界与现实世界,但中国的道不是高高在上的,而是在世间,它与现实世界的关系也不是对立的,而是“不即不离”的。故《坛经》说:“法元在世间,于世出世间,勿离世间上,外求出世间”,就是这个道理。

以此不难理解方以智,以及一大批反清的仁人志士,越是阀门大族,越是自幼深深打上忠孝传家的家规,以及忠君报国的烙印。他们无法接受华夏民族和文化的毁灭———他们不是传教士,但在以士大夫自居的时候,就自觉地承当起一种弘扬“道统”的使命。因而在国破家亡的时候,不会选择和清廷合作,而是从事地下的反抗活动。这在金庸的小说中,已经演绎成广为人知的故事———虽然人物的原型经过金庸先生的加工和篡改。

我们无法忘记,崖山海战,南宋灭亡,十万之众,选择沉海自尽,而不是顺势投降。假如有设备记录这一刻,该是多么悲壮的情景?这样的画面,前所未有,这也是理解我们这个民族的一个重要切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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