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雪

从泰和县城往西到中医院这条老街，是县城最繁华的地段。出了闹市，再往中医院大门一过，一拐，就到了曾家巷。宋代鼎鼎有名的“农学专家”曾安止和明朝永乐十九年状元曾鹤龄都与曾家巷有极深的渊源。曾鹤龄是曾安止的后裔，家居西门曾家巷状元坊。

曾鹤龄(1383—1441年)字延年，一字延之，号松臞、一号臞叟，永乐十九年(1421)状元。历任修撰、侍读、侍讲学士。史载曾鹤龄状元及第后，西门外大街曾家巷为他建状元坊，地名遂改为“曾家巷状元坊”。

今天的曾家巷，房挨房铺连铺，狭促、拥挤、平常。该从哪里去寻找状元遗迹？好在西门村委会曾主任正是曾家巷人，是曾鹤龄的后人。我问他曾家巷有没有与曾鹤龄有关的牌坊或祠堂。他说，曾家巷本来是有一座状元牌坊的，可惜在抗战时期，国民党省政府迁到泰和，因状元牌坊在路上，影响行军速度，被拆毁了。解放后，曾家巷一直靠近县城的中心，早些年建菜市场拆了曾家不少老房子，后来又建中医院，棉织厂，再后来又搞房地产开发。

见我心生不甘，曾主任带着我去巷子里转来转去，才发现巷与巷直角相连，老墙缝里野草迎风而舞，地面暗渠由长条青石板铺就，有的地面用鹅卵石拼成，仔细辨别图案，依稀有钱币、花朵的模样，至今精美。也有一两栋老房子，歪歪斜斜，满是沧桑。在一面危墙上我见到了“达尊坊”三个大大的木炭字，再过去一点，看见“文溪”两个字，我如获至宝，大为欣喜。说明文溪村、坳街村、梁家、曾家村都在一条街上，泰和人俗称的澄江曾家巷其实是由几条巷道相连贯通的。

来之前，我翻了很多史志，做足了功课，结论就是曾鹤龄所在的明朝，泰和县出了三个状元：第一个是泰和东门的陈循，六年后是西门的曾鹤龄，50多年后是曾彦，其中曾彦是曾鹤龄的从侄。陈循中魁时的主考官是泰和西门梁家的梁潜;曾鹤龄的主考官是泰和东门的杨士奇。曾鹤龄去世后，英宗命时任礼部侍郎的王直往祭，而王直就是西门坳街村达尊坊人（坳街村因明代有多人进士及第、22人入仕，且在永乐间建有为吏部尚书王直而立的牌坊而易名达尊坊）。杨士奇、王直与曾鹤龄同朝为官，其中杨士奇，陈循，王直都入内阁为辅臣。在同一个朝代，密集出现从同县同村，甚至同一条街上，通过科举而成为同僚，这确实令人惊讶。看来，曾家巷里有故事哦。

据泰和县志记载，陈循高中状元时，杨士奇曾赋诗云：“龙洲过县千年谶，黄甲初登第一名。从此累累题榜首，东城迎喜过西城。”后十余年间，西城曾鹤龄，典史曹鼐果然相继状元及第。成化戊戌（公元1478年）廷试赐进士及第三人，二出泰和，第三名（探花）为曾鹤龄之孙曾追，状元（第一名）则是曾鹤龄之从侄曾彦。国子祭酒罗璟旌送状元归第时说：“江右贤科十回虎榜魁天下，西昌文运三应龙洲过县前，都人荣之。”泰和在明朝的那些官员里，杨士奇是个传奇人物。作为曾鹤龄的主考官，杨士奇赏识朴实之作，在看了曾鹤龄的卷子后十分高兴，就将他取在前列，而后通过殿试而大魁天下。杨士奇布衣入相历五朝，在内阁为辅臣四十余年，与杨荣、杨溥同辅政，并称“三杨”。陈循（1385—1464），字德遵，正统十四年八月至天顺元年正月任当朝首辅。王直，永乐二年（1404年）进士。正统三年（1438年），修《宣宗实录》成，升礼部侍郎。正统八年（1443年）升任吏部尚书。这些泰和人都有着相似的奋斗经历，从小家贫却聪颖好学，大魁天下之前，为生计奔波却不曾放弃学业，而后通过科举（杨士奇除外）进入朝廷，一步一步成长为国之柱石。

历史风云变幻诡谲，命运往往会出现拐角。也是在这个王朝里，梁潜问斩，陈循被流放，杨士奇晚年溺子，王直全身而退，而曾鹤龄却始终没有卷入权力的旋涡。他以学问见长，倒是留下“偶然得状元”之故事，算是一段佳话。明永乐辛丑会试,曾鹤龄与浙江数举子同舟而行。途中,这些年少轻狂的举子一路高谈阔论,趾高气扬。唯曾鹤龄年纪偏大,独坐一隅,默不作声。然曾家巷老屋而,他的缄默却被众举子视为无能。有人便以各种难题问之,曾鹤龄均逊谢不知。举子们便纷纷讥笑他:“此等凡夫,能够预荐应考,只不过是偶然之侥幸”。众遂起哄,呼其为“曾偶然”。曾鹤龄遭受侮辱,却视若罔闻,付之一笑。待该科会试、殿试结束,曾鹤龄一举夺魁,高中状元,同船举子却皆名落孙山。于是,曾鹤龄赋诗一首:“捧领乡书谒九天,偶然趁得浙江船。世间固有偶然事,岂意偶然又偶然。”以打油诗的形式,“回敬”了那些目中无人的举子，也算是出了一口气。

曾鹤龄做官后曾经回过故里，明阁老杨荣写过一首《送侍读曾鹤龄归省》:“才高曾占甲科名，官任词垣独有声。载笔久看承雨露，宁亲今喜荷恩荣。”可见，曾鹤龄官声不错，与达官显要亦有交情。

曾鹤龄供职翰林院达20年之久，在文学上颇有成就，是明朝的文学家，史称其“文章之美，中外称之”。有一篇《曲生辨》,全文近千字，仅有一个“酒”字，所怨所辨却处处见酒。原来，这个曾鹤龄是个酒中君子，因为喝酒误事丢丑，就决心戒酒，但在内心之争斗中，终于未能抵挡住“曲生”之诱惑，不但戒酒失败，反而将喝酒之妙处一一历数文中，让人不禁莞尔。

兜兜转转中，遇见西门村的老书记。他说：“清代同治年建的千秋书院用地都是状元公的族地，以后一百多年，曾家的子孙进千秋书院读书，都不需要缴学费的。”我为之一振，千秋书院就在曾家巷？我看过竺可桢日记，1938年浙大西迁，校本部就设在“大原书院”。原来，千秋书院与大原书院是同一所古书院，只是叫法不同而已。当年竺可桢拍摄的相片里，大原书院门庭阔大，马头墙层层叠高，直至与树梢平齐。他拍浙大教师在书院合影，相片中还可看见梁柱门窗精细的雕板。“状元公三代魁甲，留下家财建书院，又置下店铺田地供书院、宗族子孙教资膏火。我读书的时候，千秋书院里还有状元公的画像和牌匾。院子里有一块黑乎乎的大石头，像块铁，用石头敲打，直冒火星，听老人说是块天上跌落的陨石，可惜，这么好的书院给拆除了。”老书记唏嘘不已。

清末，鹅湖书院山长匡文涛毕业初始就在千秋书院执教;光绪年间，永新人萧廷彬曾执掌千秋书院，四方求学者络绎不绝。浙江大学迁驻泰和上田村后，大原书院成了浙大的校本部，竺可桢、马一浮都曾在书院里训导、执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