庐陵文脉
‘这些可爱可敬的庐陵之子,把他们的名字连缀起来,就汇成了庐陵文脉的浩荡长流。

       

◆郭远辉

‘这些可爱可敬的庐陵之子,把他们的名字连缀起来,就汇成了庐陵文脉的浩荡长流。

早在三千多年前的商代,一团瓦蓝色的青铜火焰在赣江中游岸边一个小镇上窜烧,一件件极富艺术水准和文明温度的青铜器,纷纷出炉。庐陵的莽林间,华南虎正在出没,赣江两岸,水稻成为丰收的象征。贵族们围坐在一起,吃着最原始的青铜火锅。此时,文字已经浇铸在青铜器皿之上。

青铜铭文和甲骨文终究只是一种冷肃的礼仪,多用来记载宗教和祭祀的排场,真正的文学离它们还很遥远。

没有文学的时间过得特别快,转眼已跨过了汉、魏、晋。那些都是辉煌的朝代。地处赣中盆地的庐陵,似乎仍在用足够的耐心等待一个更为伟大的文学朝代的到来。

那就是唐朝。这个朝代,不仅制造了一个政治盛世、诗歌盛世,还挥洒出一个书法盛世。而正是这书法盛世里的一个圣者的到来改变了庐陵的文风,这个人叫颜真卿。他以书法传世,却以忠烈刚毅留下了千古政声,人称“颜鲁公”,他的书体叫“颜体”,雄稳饱满、力扛九鼎,成为一代代习书者的范本。

尽管唐代许多第一流的文人都曾在吉安留下了履痕,但终究只是游者和过客,对吉安的文化性格没有产生过奠基性的贡献。好在,大唐的忠魂颜真卿来了。公元765年,从刑部尚书贬为吉州司马的颜公,行一叶扁舟从长安而来。他在吉州广辟学舍,大兴斯文,为庐陵植下了诗书儒雅和忠义节烈的胚胎。一代代读书人和节义士子层出不穷。几年后,颜真卿离开吉安,庐陵人修建颜鲁公祠纪念这位文化伟人。

我们还要来说说对庐陵文学

有启蒙式作用的人物———曾任吉州司户参军的杜审言。他是一代诗圣杜甫的祖父,精于五言律诗,讲究格律的严谨。他从洛阳丞贬往吉州,个人的不幸,成就了吉州文学之幸。“诗人堂上客,参拜杜参军”,初唐的气象、诗歌的种子,经由一位贬谪诗人,带到远离政治中心的庐陵。

时间带着几分缱绻,走进了宋代。彼时的庐陵,气象初显。肇始于隋,勃兴于唐,盛极于宋明的科举制度,像一股四月的南风,催生了庐陵人的读书之风,私塾、学馆、书院,如雨后春笋般林立在吉安各地。耕与读,成为庐陵人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件事。当官学遭到严重破坏时,书院为庐陵教育发展开辟了新的航道。彼时,江西的白鹿洞书院、华林书院、鹅湖书院和吉州的白鹭洲书院,在全国已有一定影响。《吉安人文记略》载:“自唐宋以至明末,吉水有书院五十有三,居天下第二”。重教之风促进了文化的兴盛,像血液一样,流入庐陵大地。

说到书院,最绕不过的就是白鹭洲书院。

公元1241年南宋淳祐元年,是吉安文化史上的一个重要年份,这一年吉州知州江万里从临安涉水而来,他一眼就看中了赣水中的这块绿洲,预感如果在此设学院,必是风水宝地,日后定出人物。15年之后的科举考试中,庐陵学子果然誉满天下,吉州贡生考中进士就达39名,其中主要来自白鹭洲书院。文天祥更是高中状元,从此踏上了跌宕起伏、轰轰烈烈的家国之旅。而那时的山长,正是一代大儒欧阳守道。作为本土教育家,他用民族之魂,在中华文明的历史长河中,铸造了一艘永不沉没的文化之舟。

数百年来,登上这艘文化巨轮的还有朱熹、程颢、程颐、周敦颐、王阳明等,他们传经布道的声音,与清越的赣江水和性情高雅的白鹭一起交织回荡,经久不息。

那时,白鹭洲书院最杰出的学子文天祥,每每立于学宫里悬挂的“庐陵四忠”———“欧阳修、杨邦乂、胡铨、周必大”的画像前,他见贤思齐,树立大志。这些先贤,成了他一生的榜样。若干年后,他与以上四位乡党以及杨万里一同被冠以庐陵“五忠一节”。这些文章魁首、节义典范,都以他们生命之笔,蘸着庐陵文化之墨,把文章和节义写到了极致,成为一方文脉的高贵主宰。

及至宋代,庐陵文学如碧树繁花,在多个领域全面盛放,均有标杆作家和扛鼎之作,甚至有开一代文风之宗师,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先从欧阳修说起吧。就散文的文风而言,唐有韩愈、柳宗元,宋有欧阳修。而欧阳修更是以文坛旗手的声望,改一代文风。他不仅是诗文革新的旗手,还是身体力行的实践者,成为有宋以来第一个在散文、诗、词、史传及文艺理论诸方面都有建树的文化全才。一部煌煌《欧阳文忠公文集》153卷,有诗850多首、词170多首,散文500余篇,还编著了二十四史中的《新唐书》和《新五代史》。更为可贵的是,他高举文学旗帜,成为“千年伯乐”“万人之师”,培养、选拔、奖掖、扶持了一大批影响深远的文学巨匠。当然,作为庐陵文学的骄傲,欧阳修对庐陵学风的形成和庐陵学子的激励作用,更是无形而巨大的。人们赞誉道:欧阳文忠公一出,庐陵文风大盛!

宋代是一个属于文人立世的朝代,历代君主重视文官当政,让一大批真正的文化大师占居行政高位。欧阳修的政治散文《伶官传序》《朋党论》,很好地用文学家的气度,展现了一个政治家的智慧和立场,历来为人称道。

欧阳修在北宋文坛的领袖地位以及他对宋代文脉的梳理所作的贡献,是无可替代的。尤其是他的文化勇气,至今仍在鼓舞着我们革故鼎新,让文学永远保持时代的鲜活气息。

能被文学史家认定为独创一体的诗人并不多,杨万里就是其中的一个。自号“诚斋”的杨万里形成了以他的号命名的“诚斋体”,最显著特点就是一个“活”字,语言浅近如话,语句自然活泼,涉笔广泛,下笔成趣,开高雅诗歌大众化、平民化之新风。这与欧阳修所倡导的文风一脉相承,衣钵相继。

江湖夜雨十年灯,爱国忧愤的诗人罢官回乡后,一方面心系家国社稷,一方面又倾心自然田园。高山流水、游蜂戏蝶、村夫顽童、细柳小荷等等,无不入诗。多么像一个沽酒而归的孩子,一路走,一路洒,两万五千首诗,到最后所剩不多,但也足以让南宋这只“破船”吃水很深。

我们常用“状元宰辅”来形容读书立世的国家栋梁,文天祥无愧于这四个字。风雨飘摇的南宋王朝积重难返的时候,一代状元郎成为这条破船上的一名水手。当这艘船就要倾覆沉没的时候,很多人选择了弃船逃生,随波逐流。惟天祥跪哭苍天,以求与船共沉浮,共生死,文学由此而被赋予了无与伦比的宏大格调。当家国命运、江山社稷与千钧之文学捆梆在一起的时候,便产生出排山倒海般的艺术爆发力,把人冲撞得难以自持,热血沸腾。

文天祥在元兵的牢狱里写下的《正气歌》,确实是中国文脉中最慷慨激昂的正气所在,具有恒久的艺术感染力和情感冲击力,让读到它的每一个人都发出何为正气之沉思。我想说,正气是人间正道,正气是家国大道,正气是天地乾坤间不可战胜,不可强夺的意志和信仰。它即是一种爱,也是一种义,它既是一种节,也是一股气。胸怀正气,金身不坏。可以说,文天祥是庐陵之屈原,《正气歌》是庐陵之《离骚》。

无论是《扬子江》还是《吊五木》,无论是《言志》还是《元夕》,无论是《自叹》还是《过零丁洋》……我们不得不承认,一个国家的苦难,全方位提升了文天祥的精神海拔。就像政治上的放逐,全方位提升了苏轼的文化境界一样。

公元2013年,中央电视台《寻宝》栏目走进吉安,文天祥手书的一幅残破家书,被评为吉安最具文化和历史价值的民间国宝,千年前的文脉仍然在一张纸上跳动。

明代是庐陵文化发展的又一个高峰期,尤其是科举在明代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明代江西进士3148人,其中吉安994人,占19%。明建文二年(1400年)科考,状元胡广、榜眼王良、探花李贯,均为吉安人。四年之后的永乐二年科考,前七名均被吉安人囊括,成为科举史上的奇迹。连续两届科考获进士前三名“团体冠军”的州府,也是绝无仅有。但明代如此多的状元进士,并没有为明代的文学注入多少生机,更没有延续自宋以来的文学辉煌。以上的这些考场上大魁天下的学子,并没有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一席之地,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当离庐陵并不太远的临川才子汤显祖深潜故乡创作《临川四梦》的时候,四朝重臣杨士奇也推出了流行一时的“台阁体”诗文,但放在时间的天平上一称,就知道什么是文学的重量了。他发现和举荐了一大批颇有政声的官员,却没有识得一颗熠熠闪光的“文学之珠”。幸好,庐陵在明朝产生了一个才子式的人物———解缙。仅以一部《永乐大典》的总纂,也足以让他在中国文史界占据重要一席。

此时,更让庐陵人感到欣悦的是,一代心学大家王阳明,与吉安结下了不解之缘。王阳明首次出任地方官为庐陵县令,致力于传播他的心学观点。一批庐陵思想家如邹守益、刘邦采、王时槐、欧阳德、胡直、罗洪先等,一直追随着他。这些庐陵传道者统称为“江右王门”。庐陵由此而成为明朝重要的“理学之邦”。当然,在阳明理学盛行之时,在庐陵也出现了几位敢于挑战权威的精神斗士,如泰州学派传人颜钧、何心隐和唯物论启蒙者罗钦顺等。在文脉日渐衰弱的明代,理学思想,成为照耀庐陵大地的一抹亮色。

当中国的最后一个王朝来临的时候,庐陵文脉显得愈发疲弱。虽有一批穷经皓首的饱学之士,但无文学之功。不过女中豪杰刘淑英和最后一名状元刘绎却可稍加一提。刘淑英写了900多首爱国诗歌,是清初庐陵文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刘绎是庐陵也是江西最后一位状元,公元1835年中状元,仅过了六年,即请归故里,主讲白鹭洲书院和青原山书院,30余年,培养人才无数。白鹭洲书院名联:“鹭飞振振兮不与波上下,地活泼泼也无分水东西。”就是出自他手,这也许是关于白鹭洲最好的一副对联了。

刘绎中状元70年后的1905年,在中国推行了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宣告终结。庐陵的荣耀如繁花落枝,但它依然深深地盛开在我们的记忆中。

回望庐陵,这些状元进士,这些良将名臣、这些栋梁宰辅,这些忠节之士,都是可爱可敬的庐陵之子,把他们的名字连缀起来,就汇成了庐陵文脉的浩荡长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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