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的另一种形式

无论出于何种原因———那种对既往知识的全部占有，包括经史子集、天文地志、阴阳、医卜、僧道还是技艺，全部囊括在内，以与大明王朝的广阔疆域相媲美，朱棣对编辑《永乐大典》的企图，不啻是我们时代最伟大的梦想之一。虽然残忍、阴险，但我依然要对我的主子表达另一种敬意———是他，将皇都迁往北京；也是他，命令郑和下西洋，开启了皇朝对外展示天威，我们时代最具挑战性的行动。

从我担任《永乐大典》总纂修那一刻始，我就知道，我的名字足以载入史册，永垂不朽———甚至后人们，都不尽然知道永乐皇帝的名字，但我必定因为这部百科全书，而流芳百世。这是人类迄今规模最大的一部书———它动用了朝野上下2169人编写，全书缮写成22877卷，光目录就有60卷，成书11095册，3亿7千万字。

当我和我的同僚们，彻夜不休地在烛火辉煌的屋内忙乎的时候，不是出于对权力的恐惧，而是一种对梦想的渴求，在鞭策我们、催促我们，像促织一样，在黑夜里制造了尖锐而喜悦的鸣声。成船成船的连史纸，从江西沿信江运来———仿佛成船的白雪运入宫中。对于产自我江右的优质纸张，人们很容易用“白雪”来形容它的颜色。而这些从无数个坊间精挑细选出来的“白雪”，远非谢道韫眼中的“柳絮”———那是一个小姑娘天真而浅薄的想象。那从南方而来的“雪片”，将从时间和空间上，将中国既有的知识全部覆盖！

文士们夜以继日地在宫中编辑、抄录，墨水的清香足以刺激他们昏昏沉沉的脑袋。我坐在桌子后面，仿佛一个局外人一样，看着眼前的一切———突然，在短暂地感觉到一种荒诞感之后———因为，有一瞬间我觉得我们的努力是枉然的，我们的企图有些像做梦———但很快，我便涌起一种深刻的自责，为我荒诞不经的想法而感到荒谬。这样的时刻，总是容易让陷入对往事的回忆中：洪武二十一年春，我和长兄解纶、妹夫黄金华一道同登进士，成为京城的美谈。那时我未及弱冠，而已然瞩目于朝野。我知道，对于功名的渴求，来自于每个读书人内心最深切的渴望。但更让我愉悦的是，不是功名利禄的诱惑，而是成功的快感———无论是写出一首好诗，还是写出一幅好字———那种轻捷、晕眩、轻飘的感觉，能让人觉得死而无憾。我承认，我是个狂放得有些傲气的人———这多少给我的命运添加了一把不幸的柴火。才子———这是我一生的别名，我因此而荣，也因此而毁。

怎么说呢，才子总是一开始便崭露头角。如果说人们从小将我当做神童来看待，多少出于一种文过饰非的褒奖，和对于一个官宦理学之家的尊敬的话，当我和兄长、妹夫在省试中分列第一、第二、第三名时，不仅对我的家族，更主要对我，人们便不惜用世上最美妙的词句，往我身上贴———如“资禀清粹、气度高远”，“子真天下第一人也”之类。我承认我很喜欢成功的感觉，但远非出于对仕途的贪恋。我并不爱做官，我的浪漫、自负、心直口快、嫉恶如仇的性情，为官场的大忌。晚于我之后的才子李梦阳，曾经与我有着相似的感受，他眼中的官场人，都是一副吞吞吐吐、老于世故的样子，性格从来不鲜明，说话从来都曲里拐弯。这简直成为绝大部分官员的共通形象。也许当初他们作为一个年轻进士的时候，并不是这样的，而是官场———这块看起来很美但带刺的草地，让他们学会了轻手轻脚，小心翼翼，三缄其口。

太祖对我非常宠幸，他曾经对我说，你我如同父子，你可以对朕知无不言。我信以为真，连上《大庖西封事》和《太平十策》，对刑罚、赋税、学术、社会风气等，针砭时弊、慷慨陈词。太祖嘴上虽然称善，但是三年后却打发我回江西吉水老家去了，让我好好读书。他给出的理由是———大器者晚成，十年后再重用我。

我承认，在乡间闭门读书的几年，磨炼了我。从这层意义上来讲，寂寞和冷遇，对我来说不是坏事。因此，我不仅不记恨太祖，反而感激他。新出炉的剑固然崭新、锋利，但也容易折断，非得经过岁月的打磨才能成为一把好剑。太祖以收敛我的锋芒的方式保护了我。那几年是我幸福的时光，我可以不用为了应付科考，而纯粹出于兴趣，对性命道德、诸子百家，乃至于佛老方技之书，自由涉猎，读到痛快处，还手舞足蹈，无人视为狂悖。乡里贤者常与我诗酒唱酬、促膝砥砺，这样的日子是官场生活所不能比拟的。

我在乡间几年，朝廷发生了大变故。先是洪武二十五年，皇太子朱标毙；接着洪武三十一年太祖宾天；后皇孙朱允炆即位。闻太祖崩讯，父亲命我和兄长赴京临丧。我想我的名声并不全然是我的保护色，相反，在某种情况下会成为其反面。譬如这次，我怀着哀痛之心来到京城，却被妒忌我的人弹劾，说我归学未满十年，属于“赴临非昭旨”，甚而说我母丧未葬、父亲年已九十，却跑到京城临丧，属于非礼。结果把我贬到甘肃河州卫吏。我的命运，可说是一落千丈，“一尊时碎黄花下，万事不醒江波流”，“十年后重用”的承诺不仅化为泡影，还背上了“违背遗昭”的罪名。

西北甘肃，冰天雪地之国，远非故乡庐陵四季如春。当我迈着沉重的步子，行走在冰雪皑皑的路上，我的心里落满了雪花。雪花飞舞———我的眼前，白茫茫一片，仿佛无尽的苦役。恍惚间，我被推醒了，我的桌案上堆满了高叠数尺的稿子，同为太子少傅的姚广孝，正笑眯眯对我说：

“春雨兄，睡得可好？”

哦，我在往事中走远了，以至于走到梦境里去了。

我听见公鸡的打鸣声，穿过晨曦的暗影、杏树的枝杈，以及宫殿的琉璃瓦顶，也穿过戍卫手中冰冷的长矛、嘴里呵出的雾气，护城河边湿漉漉的码头以及船工瞥见货物时倦怠的眼神，烟花巷里突然变得丑陋不堪的灯笼、窗棂和匾额而来。那鸣声听起来像孩子的哭声，也像孤魂野鬼的叫声，显得突兀、尖刻和怪异。我的勤勉的下属，有的还在奋笔抄写，但字迹显然有些模糊不清；有的握着书卷假装思考，但眼皮无可奈何地闭上了；有的不顾一切地趴在桌上，手臂压倒了搁在笔架上的狼毫，将眼前刚刚誊清的册页涂抹上了几朵乌黑的梅花。

我知道我们正进入一个伟大的梦想中。圣上朱棣，这个篡位起家的皇帝，不乏大手笔。当他宣布，要编辑一部古往今来独一无二的书———将人类文明成果全部囊括的时候———我发现，我们中国人，尤其是帝王，总是好大喜功，热衷于搞所谓雄伟的工程，譬如秦始皇修长城、隋炀帝开运河，包括那些后来者上天入地，揽月捉鳖，仿佛不如此不足以显示皇朝的辉煌———当我闻知朱棣要编写《永乐大典》，不，当时叫做《文献集成》（《永乐大典》是修撰完成后，文士们拍马屁想出的一个响亮的书名），我当时心里“咯噔”了一下，我用手按住胸口怦怦乱跳的心脏，发现里面也沉睡着一个好大喜功的梦想家，原来我们每个中国人，潜意识里都沉睡着一个这样的猛兽。我连呼万岁，首先表态皇上的圣旨，属于旷世伟略、万代佳构，我听见山呼万岁的声音在大殿里持久地、震耳欲聋地响彻着———但我不明白的是，我们的后人懒惰到了，不喜张嘴，而是拼命鼓掌了。那大约也是蛮夷的习性对我华夏文明的改造和异化吧。

当我授命接过总纂修的时候，我的脑袋里一片空白———虽然自负，我相信我的能力超出于当朝任何一个文人，我的知识体量和思维敏捷程度，无人能及。但是，面对人类浩瀚的知识，如同在雪地里用水盆装雪一样，属于枉然。我深知，知识的生成、传播和转化，有着它自身的规律，人的主观和强制性的干预，会适得其反。何况，世界之大，除我中华之外，还有数不清的我们看不见的、远在地平线以远的蛮夷之族，他们有着无穷尽的怪异的文字、野兽般的语言，和使人容易得魔怔的奇技淫巧。好在，这些东西都不入我们中国人的法眼，因而，我要做的，就是率领2000多号人，对我中国的文明进行整合、编辑，以利于子孙万代共享。我想我也是梦想家。如同我们对皇帝的崇拜来自于天性，我对专制的暴君的仇恨一点不比别人少，但是，我们虚伪的身体里，都住着一个小皇帝。我们内心深处的阴暗、专横、暴戾，并不比真正的皇帝少。这恐怕也是我们的文化使然。

我们组建了纂修机构。无疑，皇帝是总顾问，下面成立监修、总裁、副总裁、都总裁、以及分门别类的纂修小组。作为首席监修，我和太子少傅姚广孝、礼部尚书郑赐领衔监修，蒋用文、赵同友各为正副总裁，陈济为都总裁。圣上将南京文渊阁的所有藏书供我们翻阅、参用。

这项浩瀚的工程，消耗了我一生大半的精力，自此以后，我的眼睛无可奈何地坏了———虽然没有到瞎的程度，但离得也不远了。我的头发全白。这些都是恪尽职守的明证。虽然我从接到任务的那一刻起，便知道我注定会被载入史册。但我也知道，我是“人因书传”。无论如何，这部巨著，不是我个人的独立著作，只是对前人知识的归纳、整合而已。我更看中自己的作品留世。令我欣慰的是，我做到了。我为我不只是一个编辑家被后人记住，而自豪。

据说，这部当时唯一一部《永乐大典》完工后，被圣上放在文渊阁———此后命运多舛，这是我预料到的，但是它离奇的后事还是超乎了我的想象。世宗酷爱这部书，他只恨这项伟大的工程，他的先祖捷足先登了，否则，他也会组织人马来实施———曾经，他想过要另起炉灶，编写一部超过《永乐大典》的大百科全书，规模是这部书的两倍———据看过这部书的大学士严嵩等人推断，这部书有不少硬伤，纰漏之处不计其数。嘉靖皇帝听后，不仅不为他伟大先祖的佳构受到非议而感到愤怒，反而异常高兴。他由此萌发了修纂一部超过《大典》的全书的想法，为此激动得几个星期吃不下饭。可惜的是，由于他身体多病，精力主要放在炼丹、打醮之类的道家方术上———他从来不是一个负责任的皇帝；再加上王朝发展到他那时，臣子和文人一日不如一日，已不能和太祖开基时君强臣也强的局面相比，因而由谁来担纲成为一个大问题，虽然我知道，严嵩是垂涎于这个职位的；更主要的还是，世宗生性多疑，而又权欲太重，虽然他常年不临朝，但是对于朝中风吹草动都敏感不已，因而要组织这么一个庞大的机构来纂修一部浩大的工程，无异于给严嵩辈青史留名的机会，这是他嫉妒的心断然不能接受的，因而他自己这一关就过不了。

但是对于梦想的追逐，却像缭绕的苍蝇一样挥之不去。有一天，那已经过了很久，他突然命令大臣组织人马，将这部大书重抄一份。给这本独一无二的书备个份，不能不说是这个昏聩的皇帝做的一件清醒的事。可惜的是，直到他死，这部书都没有抄完。这两部书，正、副本在北京、南京各一套。然而到了志大才雄的清朝乾隆手中时，只剩下不到8000册。有人说，正本已经被嘉靖皇帝殉葬了，留给乾隆的8000册，是未抄完的那部。果真如此，依据后人发明的遥感探测技术，嘉靖皇帝的坟墓———永陵，已经积满了水。也就是说，这部书已经毁于黑暗的泥穴中。这同雪花的命运相似———从水到水，终究毁灭于无形。

而那未抄完的8000册，同样遭遇许多不测：清乾隆年间的8000册，真正到皇帝手上的，已散失了千余册，为此乾隆不无痛心地说，“菁华已裁，糟粕可捐”。咸丰间，蛮夷的八国联军终于打入京城，对我中华进行烧杀洗劫，这些毁灭文明的举止，足以将他们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永遭唾弃！洋鬼子们从翰林院盗走了大量《大典》。光绪年间，翰林院再遭劫难，义和团拳民毁坏《大典》数百册，加上那个以洋务运动为口号的文廷式，监守自盗，又盗走上百册，最后，《大典》从翰林院移交到京师大学堂时，只剩下可怜的64册。我们这个民族创造文明的能力可说是世界第一，而毁灭文明的行径也是举世闻名的。

如果当初知道这部书的命运会是如此，就是杀头，我也不接这个活(只是没有当初，我也没有预料后世的本事)。想到此，我不禁放声痛哭，比看到自己被锦衣卫杀死在雪地里，哭得更加伤心，更加难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