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暗夜之光——读林语堂《苏东坡传》

■罗脆声

真正的阅读永远是要超越于功利的。久慕大名前去拜访，多少有些动机不纯。仿若一段一见钟情的恋爱，只在电光火石般的刹那间就心有灵犀。很难想象此时你会关心他有没有车和房以及他的地位出身。

我们为什么要阅读？要弄清楚这个问题，先得弄清楚作者为什么要写作。杜甫说“文章憎命达”，韩愈说“不平则鸣”，欧阳修说“诗穷而后工”，谈到的都是创作的共性：人生在世，不如意事常八九，总会遇到许多不幸和苦难，这些不幸和苦难也许都是一样的，但每个人面对的态度和表达的方式则各不相同。形诸文字，它可以是毫无克制的宣泄，也可以是不动声色的叙述；可以是自怨自艾的倾诉，也可以是集体意识的代言。当然，就文学创作而言，后者无疑更为难得，更为可取，也更容易带动读者的共鸣。作者无疑在创作中排遣了情绪抚慰了自己，同时也凭借不朽的文字或抚慰或愉悦了未曾相识的不同时空的知音。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文学之所以不绝，显然只是历史在作出无意识的筛选，筛选的标准很唯一：是否发端于人性，是否源动于真情？譬如历朝历代有许多言不由衷的歌功颂德的作品，它们或许存在甚至盛行于当时，最后却不得不躲在历史的故纸堆里，黯然神伤于新一轮的歌功颂德。时间很无情，读者也不买账，时间和读者团结起来，只选择那些动人心魄的充满人性的肺腑之作。

东坡先生就是一位这样的作家。我们之所以愿意仰望夜空，是因为夜空中有璀璨的群星，显然，东坡是璀璨中的尤璀璨者。

需要说明的是，一个好的作家、作品不一定适应所有人，不同的年龄和阅历，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读者对作家和作品有不同的需求。譬如一个高考大捷者会从“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孟郊《登科后》）中得到愉悦，而一个高考落第者则极容易在“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孟郊《游子吟》）中找到安慰。东坡的作品（至少大多数）显然不宜于少年。少年只懂得一往无前，就像初生牛犊，不知人间有凶残之虎。东坡宜于失意的中年读者，只有饱尝生活的艰辛（这种艰辛不一定是原封不动的移植，只是性质的相近，譬如亲人的离散、理想的破灭、周围的攻击、众人的妒嫉和光阴的流逝等等）的人，才愿意亲近东坡，犹如酒瘾大作的酒徒觅得一瓶二锅头。绝少人的人生是一帆风顺的，东坡不需要出现在你生命中的每时每刻，然而在某个节点，他就成为你跋涉在暗夜中的一束光。

说到暗夜之光，光有什么特质呢？光明、温暖、安全、勇气、希望、目标……人在黑夜的迷途中特别需要这些。我们喜欢一个作家、作品不是因为这个作家、作品本身天然的优秀，东坡和他的作品固然优秀，但他不一定能吸引一个发蒙的幼童，也不一定能入一个纵情声色的纨绔子弟之青眼。读者选择哪个作家、作品恰如食客走进饭店，你点的是宫保鸡丁，我点的是糖醋排骨，他只需要一碗炸酱面，完全看读者的喜好和需要。

而我们选择东坡是因为我们需要东坡的精神。人生许多事情无法改变，又无法逃离，便只能勇敢地去面对，而面对这些生活的苦难很显然不是依靠我们的肉体、所占有的金钱和拥有的地位，唯一的依靠是我们强大的精神。喜欢“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定风波》），是因为东坡告诉我们要顺其自然；喜欢“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水调歌头·中秋》），是因为东坡告诉我们正因为有离别的悲痛，才有相聚的快乐；喜欢“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惠州一绝》），是因为东坡告诉我们当世界以痛吻我，我要报之以歌……

一位作家替一个传主作传，并不可能完全地呈现原始本真的传主。必定经过作者的选择与加工，必定夹杂着作者的三观（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其中对传主的褒奖和批判以及所有态度都是在客观基础上的主观判断，用文学理论上的套语就是“借他人之酒杯浇内心之块垒”。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林语堂先生在《苏东坡传》中对东坡的推崇和夸赞，为其喜而悦，以其悲而痛，实在是隐约含蓄而又赤裸裸地宣布：我是东坡的粉丝，我希望能活成民国的东坡。语堂先生在传中的《自序》里单独拎出东坡对弟弟苏辙说的一句话：“吾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是好人。”语堂先生认为这句话是东坡的最佳名言，也是东坡的写照。其实又何尝不是语堂先生借苏轼的话来为自己的人生定位？

有了这句话，难怪他们快活无比，无忧无惧，一生如一阵清风拂过，如一缕白云飘过，如一轮明月皓然当空。

鄙人已是二读此传，初读大约发生在高中时代，再读已是三十年后。初读打下我“三观”底色，再读已是坚定人生追求。吾无东坡之才，然愿作仰望星空之人，逐光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