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万里:从南溪流去的长河(之四)
在这样的形势下,杨万里如何自处?早年,他是积极的主战派。这源自他的教育和家族传统。杨万里十七岁赴安福拜王庭珪为师。

      

 ◆李晓君

(接上期·四)

在这样的形势下,杨万里如何自处?早年,他是积极的主战派。这源自他的教育和家族传统。杨万里十七岁赴安福拜王庭珪为师。庭珪为人刚正不阿、忠贞爱国。胡铨因秦桧卖国,上疏请斩,被贬新洲。众人缄默,王庭珪公开赋诗为胡铨送行。二十七岁,又拜庐陵刘才邵为师,才邵身上有庐陵气节。杨万里说“后十年又得进拜移溪而师焉,而问焉,其所以告予者亦太学犯禁之说也……”(《浩斋记》),此后在零陵县,又得师张浚、胡铨,并对二公的尊崇贯彻生命始终。杨万里叔祖杨邦乂当年为建康通判,被金兵破城,宁死不屈,面骂金帅后壮烈捐躯,对诚斋人格不能没有影响。杨万里一生,也当得上忠义爱国之名,发扬了庐陵忠义的美德。

《吉水县志》卷二十《坛庙》,有元代揭傒斯为湴塘忠节祠作的记,记曰:

庐陵杨氏作忠节祠者何?昔金人犯宋,沿江诸郡,皆望风奔溃,其先忠襄公邦乂以建康通判被执死;韩侂胄专权,文节杨万里以宝谟阁学士家居,闻之,三日不食死,故合祠之……欧阳文忠公以古文正天下,推明王道之本;及其衰也,杨忠襄、胡忠简以大义折敌国之气,奋中兴之运;当其亡也,文丞相斩首燕市,终三百年火德之祚,为万世亡国之光,而皆出于庐陵,何其盛也……至若文节,年六十余已悬车告老,将二十载,一闻权臣擅国,遂至饿死,使在文丞相时,当何如哉?

这段文字不仅对庐陵忠节有很好的揭示,对杨万里生平有恰当评价,而且对其“饿死”细节有确切交代———尽管,诚斋之死在学界依然存在争议,甚至对他晚期归隐不仕也有不同看法,但杨万里一生大的价值取向没有疑义。余英时在《朱熹的历史世界》书中,对杨万里生命中后期的宋代政治文化,有精辟的阐述。高宗禅位后,孝宗有意于打破和议的格局,志在收复中原,在和议日久,官兵弛废的状态下,打了一场准备不足的战斗,导致“符离之败”,不得不重回和议。之后他始终没能有实行“恢复”的机会,太上皇赵构定下的和议国是在他执政时期持续发生作用,高宗死后一年,孝宗便又禅位给光宗了。整个孝宗一朝的政治局面便以“安静”为主。可以设想,作为主战派立场的杨万里,其政治抱负的施展受到禁锢自然是不可避免了。

杨万里的时代,党争成为了寻求“安静”、循规蹈矩、不思进取的官僚集团与力求变革、打破现状的理学背景的士大夫群体之间的对立。其中与杨万里同期的朱熹,则成为两党之间争论的中心。因此,用朱熹和废朱熹,用“道学”和“禁伪学”,则成为这一时期重大的政治文化事件。孝宗早年有志于“誓清中原”,因此起用的宰相,如张浚、虞允文,都属于“骏发扬厉”的积极进取型角色,但晚年却用了一位与自己意愿相悖的保守型宰相王淮。并且,后者是孝宗频繁更换宰辅的情况下在位时间最长的,达七年之久。

对于王淮,杨万里有如此评价:“公之文人,貌不襮其刚,动不显其方,呐呐恂恂,言徐色夷,以春迟冬湿之气,而当风行雷厉之威。”刻画的是一副深于城府、喜怒不露于色的官僚形象。而孝宗与他的关系,则是“君臣异趋”。孝宗恢复的冲动在执政末期已经消停下去,使用这位保守的宰相便是极好的明证。而对于唤起事端、改变现状的士大夫声音,也采取了压制的手段。

于北山在《杨万里年谱》之《谱主交游考略》说,王淮任宰相后,有一次问杨万里,什么是宰相的当务之急?杨万里说,人才。王淮说从哪里得人才?杨万里因此向他推荐了六十位人才,对各人之长都有评论。王淮对杨万里推荐的包括朱熹在内的六十人,一一擢用。

在张栻和吕祖谦去世后,作为当世声望最高的理学派领袖,朱熹当仁不让。杨万里推荐人才时,也是把他作为第一。但朱熹并没有得到王淮的真正重用。与众人希望朱熹能进入中央意愿相忤,王淮以“荒政”的理由,把他放在浙东地方上,实际上是把他阻挡在权力中心之外。对此,朱熹并不满意。他在第二年六月有一封措辞严厉的信,对王淮提出责难,说上任七八个月以来,丝毫得不到王淮的支持,反而处处受到牵制,以致救荒工作无法展开。对于朱熹的各种奏请,称王淮“漠然无所可否,若堕深井之中。”王淮与朱熹的交恶由此开始,王淮称朱熹“道学欺世盗名,不宜信用。”并成为后来“伪学”之禁的源头。王淮以一个保守、力求“安静”的官僚,对理学派士大夫略有作为的行动,便万般警惕,他们只想各自一团和气地维持下去,并不想对现状有任何一丝的改变。而以朱熹、陆九渊为首的理学派,还在幻想着重回神宗时期王安石“得君行道”的美梦,他们渴望着与君王共定国是,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

杨万里早年和中年是很有一番政治抱负的。三十八岁丁忧在乡的时候,曾对国君、国势、论将、论相、人才、选法、民政等诸多方面有一个系统的思考,坚持恢复中原、发愤图强,提出了切实而不空泛的针对性政见和战略《千虑策》。此后多次利用各种机会积极谏言。《宋史》本传卷四三三列传一九二《儒林》,记载杨万里淳熙十二年五月,因地震应诏上书,说“臣闻言有事于无事之时,不害其为忠;言无事于有事之时,其为奸也大亦。”他侃侃而谈,以排山倒海的气势,罗列了十项“言有事于无事之时”,指出表面安定、实质空虚的危险性,可谓忧患心切。此时的杨万里,积极进取,希望自己的理想对政局有所影响。但在议和派为主导的权力集团的把持下,他在政治上所发挥的作用几何,也是可以料想的。当自己的政见阻挡在权力之外时,杨万里内心也是苦闷的,他说“上书恸哭君何苦,政是时人重子虚”(《跋蜀人魏致尧抚千万言书》)。诗中所称上书者,是一个叫魏致尧的低级官吏,为揭露时弊,向朝廷上万言书,诗人称这又何苦,谁会采纳呢?相反,天子更喜欢《子虚赋》这样以浮夸之辞吹嘘天子功德、诸侯苑囿之盛的辞章,其抑郁、不满于现状的心情彰显无遗。

杨万里中年以后,在仕途上是稳步上升的,历任知州、提刑、尚书郎官、秘书监、转运副使,兼任过东宫官属。晚年以通议大夫宝文阁待制致仕,后晋通奉大夫、宝谟阁学士,封庐陵郡开国侯。他在事业蒸蒸日上时急流勇退,于绍熙三年辞官回乡。从罗大经对他的描述中,可见他是不恋权,也不爱财的。晚年他在家乡筑东园,修三三径,沉湎诗酒,低徊吟赏,对于朝廷的屡次征召坚辞再三,大有以死相拒的意思。这一点,为于北山所诟病。杨万里归隐不久,韩侂胄掌权,征召迭至,爵禄频加,与庆元中打击“伪学”成为鲜明对比。他进一步申发议论,“幸也有生之年,金人未至,设再如建炎绍兴之挥师南骛,未知此辈全名保节之儒臣将何以自处?”于北山对杨万里这一推想值得商榷。他对杨万里长子杨长孺为父所作墓志铭,记载父亲逝世的细节,也提出质疑。长孺说,韩侂胄专权以后,杨万里因忧愤成疾,家人知其忧国,凡邸吏报告时政消息,都被家人封锁不报。某天一位族子从外地回乡,前来拜访,说及韩侂胄准备对金用兵,杨万里愤疾取笔写道:“韩侂胄奸臣,专权无上,动兵残民,谋危社稷。吾头颅如许,报国无路,惟有孤愤。”又书十四字别妻子,笔落而逝。于北山认为这是长孺为称赞家君忠义而杜撰的,未可相信。他指出杨万里是因“淋疾”而去世的。这一细节的争辩,无改杨万里一生忠义。但杨万里的思想历程,由早期、中期力主恢复中原,到晚年对时局悲观,“冷眼看升沉”,思想发生极大变化,以致有些消极、消沉,却是有的。

(未完待续)(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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