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晓君

（接上期·四）

在这样的形势下，杨万里如何自处？早年，他是积极的主战派。这源自他的教育和家族传统。杨万里十七岁赴安福拜王庭珪为师。庭珪为人刚正不阿、忠贞爱国。胡铨因秦桧卖国，上疏请斩，被贬新洲。众人缄默，王庭珪公开赋诗为胡铨送行。二十七岁，又拜庐陵刘才邵为师，才邵身上有庐陵气节。杨万里说“后十年又得进拜移溪而师焉，而问焉，其所以告予者亦太学犯禁之说也……”（《浩斋记》），此后在零陵县，又得师张浚、胡铨，并对二公的尊崇贯彻生命始终。杨万里叔祖杨邦乂当年为建康通判，被金兵破城，宁死不屈，面骂金帅后壮烈捐躯，对诚斋人格不能没有影响。杨万里一生，也当得上忠义爱国之名，发扬了庐陵忠义的美德。

《吉水县志》卷二十《坛庙》，有元代揭傒斯为湴塘忠节祠作的记，记曰：

庐陵杨氏作忠节祠者何？昔金人犯宋，沿江诸郡，皆望风奔溃，其先忠襄公邦乂以建康通判被执死；韩侂胄专权，文节杨万里以宝谟阁学士家居，闻之，三日不食死，故合祠之……欧阳文忠公以古文正天下，推明王道之本；及其衰也，杨忠襄、胡忠简以大义折敌国之气，奋中兴之运；当其亡也，文丞相斩首燕市，终三百年火德之祚，为万世亡国之光，而皆出于庐陵，何其盛也……至若文节，年六十余已悬车告老，将二十载，一闻权臣擅国，遂至饿死，使在文丞相时，当何如哉？

这段文字不仅对庐陵忠节有很好的揭示，对杨万里生平有恰当评价，而且对其“饿死”细节有确切交代———尽管，诚斋之死在学界依然存在争议，甚至对他晚期归隐不仕也有不同看法，但杨万里一生大的价值取向没有疑义。余英时在《朱熹的历史世界》书中，对杨万里生命中后期的宋代政治文化，有精辟的阐述。高宗禅位后，孝宗有意于打破和议的格局，志在收复中原，在和议日久，官兵弛废的状态下，打了一场准备不足的战斗，导致“符离之败”，不得不重回和议。之后他始终没能有实行“恢复”的机会，太上皇赵构定下的和议国是在他执政时期持续发生作用，高宗死后一年，孝宗便又禅位给光宗了。整个孝宗一朝的政治局面便以“安静”为主。可以设想，作为主战派立场的杨万里，其政治抱负的施展受到禁锢自然是不可避免了。

杨万里的时代，党争成为了寻求“安静”、循规蹈矩、不思进取的官僚集团与力求变革、打破现状的理学背景的士大夫群体之间的对立。其中与杨万里同期的朱熹，则成为两党之间争论的中心。因此，用朱熹和废朱熹，用“道学”和“禁伪学”，则成为这一时期重大的政治文化事件。孝宗早年有志于“誓清中原”，因此起用的宰相，如张浚、虞允文，都属于“骏发扬厉”的积极进取型角色，但晚年却用了一位与自己意愿相悖的保守型宰相王淮。并且，后者是孝宗频繁更换宰辅的情况下在位时间最长的，达七年之久。

对于王淮，杨万里有如此评价：“公之文人，貌不襮其刚，动不显其方，呐呐恂恂，言徐色夷，以春迟冬湿之气，而当风行雷厉之威。”刻画的是一副深于城府、喜怒不露于色的官僚形象。而孝宗与他的关系，则是“君臣异趋”。孝宗恢复的冲动在执政末期已经消停下去，使用这位保守的宰相便是极好的明证。而对于唤起事端、改变现状的士大夫声音，也采取了压制的手段。

于北山在《杨万里年谱》之《谱主交游考略》说，王淮任宰相后，有一次问杨万里，什么是宰相的当务之急？杨万里说，人才。王淮说从哪里得人才？杨万里因此向他推荐了六十位人才，对各人之长都有评论。王淮对杨万里推荐的包括朱熹在内的六十人，一一擢用。

在张栻和吕祖谦去世后，作为当世声望最高的理学派领袖，朱熹当仁不让。杨万里推荐人才时，也是把他作为第一。但朱熹并没有得到王淮的真正重用。与众人希望朱熹能进入中央意愿相忤，王淮以“荒政”的理由，把他放在浙东地方上，实际上是把他阻挡在权力中心之外。对此，朱熹并不满意。他在第二年六月有一封措辞严厉的信，对王淮提出责难，说上任七八个月以来，丝毫得不到王淮的支持，反而处处受到牵制，以致救荒工作无法展开。对于朱熹的各种奏请，称王淮“漠然无所可否，若堕深井之中。”王淮与朱熹的交恶由此开始，王淮称朱熹“道学欺世盗名，不宜信用。”并成为后来“伪学”之禁的源头。王淮以一个保守、力求“安静”的官僚，对理学派士大夫略有作为的行动，便万般警惕，他们只想各自一团和气地维持下去，并不想对现状有任何一丝的改变。而以朱熹、陆九渊为首的理学派，还在幻想着重回神宗时期王安石“得君行道”的美梦，他们渴望着与君王共定国是，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

杨万里早年和中年是很有一番政治抱负的。三十八岁丁忧在乡的时候，曾对国君、国势、论将、论相、人才、选法、民政等诸多方面有一个系统的思考，坚持恢复中原、发愤图强，提出了切实而不空泛的针对性政见和战略《千虑策》。此后多次利用各种机会积极谏言。《宋史》本传卷四三三列传一九二《儒林》，记载杨万里淳熙十二年五月，因地震应诏上书，说“臣闻言有事于无事之时，不害其为忠；言无事于有事之时，其为奸也大亦。”他侃侃而谈，以排山倒海的气势，罗列了十项“言有事于无事之时”，指出表面安定、实质空虚的危险性，可谓忧患心切。此时的杨万里，积极进取，希望自己的理想对政局有所影响。但在议和派为主导的权力集团的把持下，他在政治上所发挥的作用几何，也是可以料想的。当自己的政见阻挡在权力之外时，杨万里内心也是苦闷的，他说“上书恸哭君何苦，政是时人重子虚”（《跋蜀人魏致尧抚千万言书》）。诗中所称上书者，是一个叫魏致尧的低级官吏，为揭露时弊，向朝廷上万言书，诗人称这又何苦，谁会采纳呢？相反，天子更喜欢《子虚赋》这样以浮夸之辞吹嘘天子功德、诸侯苑囿之盛的辞章，其抑郁、不满于现状的心情彰显无遗。

杨万里中年以后，在仕途上是稳步上升的，历任知州、提刑、尚书郎官、秘书监、转运副使，兼任过东宫官属。晚年以通议大夫宝文阁待制致仕，后晋通奉大夫、宝谟阁学士，封庐陵郡开国侯。他在事业蒸蒸日上时急流勇退，于绍熙三年辞官回乡。从罗大经对他的描述中，可见他是不恋权，也不爱财的。晚年他在家乡筑东园，修三三径，沉湎诗酒，低徊吟赏，对于朝廷的屡次征召坚辞再三，大有以死相拒的意思。这一点，为于北山所诟病。杨万里归隐不久，韩侂胄掌权，征召迭至，爵禄频加，与庆元中打击“伪学”成为鲜明对比。他进一步申发议论，“幸也有生之年，金人未至，设再如建炎绍兴之挥师南骛，未知此辈全名保节之儒臣将何以自处？”于北山对杨万里这一推想值得商榷。他对杨万里长子杨长孺为父所作墓志铭，记载父亲逝世的细节，也提出质疑。长孺说，韩侂胄专权以后，杨万里因忧愤成疾，家人知其忧国，凡邸吏报告时政消息，都被家人封锁不报。某天一位族子从外地回乡，前来拜访，说及韩侂胄准备对金用兵，杨万里愤疾取笔写道：“韩侂胄奸臣，专权无上，动兵残民，谋危社稷。吾头颅如许，报国无路，惟有孤愤。”又书十四字别妻子，笔落而逝。于北山认为这是长孺为称赞家君忠义而杜撰的，未可相信。他指出杨万里是因“淋疾”而去世的。这一细节的争辩，无改杨万里一生忠义。但杨万里的思想历程，由早期、中期力主恢复中原，到晚年对时局悲观，“冷眼看升沉”,思想发生极大变化，以致有些消极、消沉，却是有的。

（未完待续）(图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