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万里:从南溪流去的长河(之三)
杨万里身上有着许多矛盾性。作为中兴四大诗人之一,我们无法不去瞩目他诗歌创作的成就。

       

◆李晓君

(接上期·三)

杨万里身上有着许多矛盾性。作为中兴四大诗人之一,我们无法不去瞩目他诗歌创作的成就。但他同时作为一个士大夫,尽管有时会因政治上的挫折和打击,而萌生退意———或者从骨子里来说,这个寒门庶子,从一开始,就对自然田园更有亲切感,对于复杂激烈的官场争斗,有着天然的排斥。但他依然要走上一条科举仕宦之路,别无他途。这既是父辈的教导,也是他皓首穷经钻研经典后施展抱负和才智的正道。

宋代士大夫的地位空前提高,这里有宋太祖“偃武修文”的“家法”做政治源头,“不杀大臣及言事官”,成为宋代重视士人的一种特殊表现。宋代科举,皇帝在殿试阶段亲临考场,甚至亲自阅卷,已然成为一种风气。这样一种重视的程度是唐代所没有的。但是,我们也应看到,宋代士大夫的政治主体意识空前提高,“以天下为己任”的忧患意识更强烈。范仲淹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当时士大夫群体里有着强烈的共鸣。《三朝名臣言行录》记载欧阳修早年一则轶闻:张舜民游京师,求谒各贤达,见欧阳修所谈多是政事,感到很奇怪,说,大凡学者来求见先生,都是因为您道德文章影响甚巨,但您谈的多是政务,这是为何?欧阳修说,大抵文学止于润身,政事可以及物。我当年贬职到夷陵,正值壮年,想看看《史》《汉》之类的书籍,都找不到,只好取架子上的陈年公案翻阅消遣,发现冤案错案数不胜数。夷陵这么小的地方尚且如此,天下之大这种事情就可想而知了,当时即发誓,决不能当昏官,要为社稷黎民着想。

宋代进士,多是民间出生,不少人早年经历过艰难困苦,他们骨子里的底层意识较之唐代进士更强烈。范仲淹、欧阳修、杨万里,都是如此。而唐代进士,正如陈寅恪在《唐代政治史论述稿》中说的那样:“唐代新兴进士词科阶级异于山东之礼法旧门者,尤在其放浪不羁之风习。故唐之进士一科与倡妓文学有密切关系。孙棨北里志所载既是一证。又如韩偓以忠节著闻,其平生著述中香奁一集,淫艳之词亦大抵应进士举时所作。然则进士之科其中固多浮薄之士……”与唐代进士的浮薄放浪之风不同,宋代士子大抵儒雅,务本理学,对浮艳虚薄之风比较排斥。仁宗时,初进士柳三变,好作淫冶讴歌之曲,传播四方。曾有“忍把浮名,换了浅酌低唱”之句,结果放榜时被刷掉了,仁宗说,“且去浅酌低唱,何要浮名!”景佑元年方及第,改名永,方得磨勘转官。两朝士子风俗可以说大不同。

宋代文士有一种与皇帝同治天下的雄心。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汉代贾谊论述君臣关系,“为人臣者助君理之。”(《新书》卷九),士大夫不过是君王的助理角色。宋代士大夫地位上升,“以天下为己任”的集体意识,在不同的层面都有着广泛的实践。这种同治天下的风气,对后世都有极大影响。明末大儒黄宗羲在《待访录》中说:

缘夫天下之大,非一人所能治,而分治之以群工。故我之出仕也,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

因为这样一种观念的出现,“同治天下”与“共商国是”成为一种语义的两种表达。“国是”即国家的重大政策。一旦确定,便不能轻易更改。在北宋,神宗和司马光主导的“熙宁变法”是国是,南宋李纲提出的和、战、守为“国是”。宋代士子主体意识的提高,也带来宋代政治面貌的一个特色,那就是党争严重。如庆历时期,范仲淹、富弼、欧阳修等改革派与宰相吕夷简之间的党争,熙宁变法,王安石集团与司马光集团的对立,以及高宗时期,以秦桧、汤思退等主和派与张浚、胡铨等主战派的势不两立,都是如此。有一个细节很有意思,秦桧为了将“和议”上升到“国是”的高度,三次群臣退朝后,独自留下奏事,两次让高宗对“和议”的主张“思虑三日”,两次强调不许群臣干预。待看到高宗议和的决心确实强烈之后,方才从袖中拿出议和文字。

在高宗时期的党争中,杨万里是坚定地站在了主战派一方。绍兴二十年,抗战派领袖张浚受主和派排挤,徙居永州。因贬职于此,闭门谢客。绍兴二十九年,杨万里调任永州零陵县丞,出于对张浚的敬重仰慕,他多次写信请求谒见,都不能得见。之后在好友张栻(张浚之子)的引荐下,才被张浚接见。张浚鼓励他站在主战派立场,保持清直节操。同时作为一个理学家,张浚希望这个后辈治学必须正心诚意,杨万里服膺。从此书房名号“诚斋”。胡铨在《诚斋记》中载杨万里感叹说,“夫天与地相似者,非诚矣乎?公以是期吾,吾其敢不力?”在零陵期间,胡铨自衡州来访,杨万里也将他拜为老师。这位同出吉水的老乡,庐陵“五忠一节”之一,磊落耿直。绍兴八年,他听说秦桧派王伦出使金国乞求和议,屈辱称臣,便疾声上疏,声名“义不与桧等共戴天”,要求高宗斩秦桧、王伦、孙近三贼的头颅,如若不然,他宁愿赴东海而死,也决不处小朝廷求活。秦桧震怒,说胡铨“狂妄凶悖”,让高宗下诏除名,贬韶州。张浚、胡铨二公对杨万里的人格影响很大。或者可以这样说,杨万里早已对二公心向往之,在精神上引为同道、朋党。欧阳修曾说:“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终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

杨万里所处的南宋,偏安一隅,国情比较复杂严峻。为了求生存,采取韬光养晦政策,对内维稳打压,对外卑屈示弱,虽有百万军队,却无力抵抗金兵的侵扰。当高宗和秦桧达成和议为国是,便不顾权臣的反对,对异见分子强力排斥,甚至将主战派爱国名将岳飞陷害于风波亭,造成千古惨案。

秦桧第二次拜相在绍兴八年,死在二十五年,这十八年,和议成为主流,终高宗之朝从未改变。卑躬屈膝不能长久,绍兴十五年,金人毁约,再次发动战争。此后几年,南宋摇摆在和、战、受之间。和局已然打破,高宗显然也难以维持原来和议的“国是”,绍兴三十二年正月,赵构巡视建康,召见张浚,“卫士见浚复用,至以手加额”。六月,赵构逊位给皇太子眘。孝宗赵眘重新启用张浚、胡铨,并为岳飞平反,恢复原官,以礼改葬。高宗为形势所迫,自动下台,为孝宗收复中原,改和为战,打开了门户。隆兴元年,孝宗挥师北伐,由于宋军步调不一致,宋将李显忠遭到邵宏渊阴谋破坏,在符离被金兵大败。朱熹《朱子语类》卷一二七有论述:

上初恢复之志甚锐,及符离之败,上方大恸,曰:“将谓番人易杀。”遂用汤思退。再和之后,又败盟。

汤思退是秦桧门下,自此,他沿用秦桧时期和议的方针。秦桧余党乘机攻击抗金将士,弹劾张浚,孝宗动摇,罢张浚府,并下罪己诏。(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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