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晓君

（接上期·三）

杨万里身上有着许多矛盾性。作为中兴四大诗人之一，我们无法不去瞩目他诗歌创作的成就。但他同时作为一个士大夫，尽管有时会因政治上的挫折和打击，而萌生退意———或者从骨子里来说，这个寒门庶子，从一开始，就对自然田园更有亲切感，对于复杂激烈的官场争斗，有着天然的排斥。但他依然要走上一条科举仕宦之路，别无他途。这既是父辈的教导，也是他皓首穷经钻研经典后施展抱负和才智的正道。

宋代士大夫的地位空前提高，这里有宋太祖“偃武修文”的“家法”做政治源头，“不杀大臣及言事官”，成为宋代重视士人的一种特殊表现。宋代科举，皇帝在殿试阶段亲临考场，甚至亲自阅卷，已然成为一种风气。这样一种重视的程度是唐代所没有的。但是，我们也应看到，宋代士大夫的政治主体意识空前提高，“以天下为己任”的忧患意识更强烈。范仲淹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当时士大夫群体里有着强烈的共鸣。《三朝名臣言行录》记载欧阳修早年一则轶闻：张舜民游京师，求谒各贤达，见欧阳修所谈多是政事，感到很奇怪，说，大凡学者来求见先生，都是因为您道德文章影响甚巨，但您谈的多是政务，这是为何？欧阳修说，大抵文学止于润身，政事可以及物。我当年贬职到夷陵，正值壮年，想看看《史》《汉》之类的书籍，都找不到，只好取架子上的陈年公案翻阅消遣，发现冤案错案数不胜数。夷陵这么小的地方尚且如此，天下之大这种事情就可想而知了，当时即发誓，决不能当昏官，要为社稷黎民着想。

宋代进士，多是民间出生，不少人早年经历过艰难困苦，他们骨子里的底层意识较之唐代进士更强烈。范仲淹、欧阳修、杨万里，都是如此。而唐代进士，正如陈寅恪在《唐代政治史论述稿》中说的那样：“唐代新兴进士词科阶级异于山东之礼法旧门者，尤在其放浪不羁之风习。故唐之进士一科与倡妓文学有密切关系。孙棨北里志所载既是一证。又如韩偓以忠节著闻，其平生著述中香奁一集，淫艳之词亦大抵应进士举时所作。然则进士之科其中固多浮薄之士……”与唐代进士的浮薄放浪之风不同，宋代士子大抵儒雅，务本理学，对浮艳虚薄之风比较排斥。仁宗时，初进士柳三变，好作淫冶讴歌之曲，传播四方。曾有“忍把浮名，换了浅酌低唱”之句，结果放榜时被刷掉了，仁宗说，“且去浅酌低唱，何要浮名！”景佑元年方及第，改名永，方得磨勘转官。两朝士子风俗可以说大不同。

宋代文士有一种与皇帝同治天下的雄心。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汉代贾谊论述君臣关系，“为人臣者助君理之。”（《新书》卷九），士大夫不过是君王的助理角色。宋代士大夫地位上升，“以天下为己任”的集体意识，在不同的层面都有着广泛的实践。这种同治天下的风气，对后世都有极大影响。明末大儒黄宗羲在《待访录》中说：

缘夫天下之大，非一人所能治，而分治之以群工。故我之出仕也，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

因为这样一种观念的出现，“同治天下”与“共商国是”成为一种语义的两种表达。“国是”即国家的重大政策。一旦确定，便不能轻易更改。在北宋，神宗和司马光主导的“熙宁变法”是国是，南宋李纲提出的和、战、守为“国是”。宋代士子主体意识的提高，也带来宋代政治面貌的一个特色，那就是党争严重。如庆历时期，范仲淹、富弼、欧阳修等改革派与宰相吕夷简之间的党争，熙宁变法，王安石集团与司马光集团的对立，以及高宗时期，以秦桧、汤思退等主和派与张浚、胡铨等主战派的势不两立，都是如此。有一个细节很有意思，秦桧为了将“和议”上升到“国是”的高度，三次群臣退朝后，独自留下奏事，两次让高宗对“和议”的主张“思虑三日”，两次强调不许群臣干预。待看到高宗议和的决心确实强烈之后，方才从袖中拿出议和文字。

在高宗时期的党争中，杨万里是坚定地站在了主战派一方。绍兴二十年，抗战派领袖张浚受主和派排挤，徙居永州。因贬职于此，闭门谢客。绍兴二十九年，杨万里调任永州零陵县丞，出于对张浚的敬重仰慕，他多次写信请求谒见，都不能得见。之后在好友张栻（张浚之子）的引荐下，才被张浚接见。张浚鼓励他站在主战派立场，保持清直节操。同时作为一个理学家，张浚希望这个后辈治学必须正心诚意，杨万里服膺。从此书房名号“诚斋”。胡铨在《诚斋记》中载杨万里感叹说，“夫天与地相似者，非诚矣乎？公以是期吾，吾其敢不力？”在零陵期间，胡铨自衡州来访，杨万里也将他拜为老师。这位同出吉水的老乡，庐陵“五忠一节”之一，磊落耿直。绍兴八年，他听说秦桧派王伦出使金国乞求和议，屈辱称臣，便疾声上疏，声名“义不与桧等共戴天”，要求高宗斩秦桧、王伦、孙近三贼的头颅，如若不然，他宁愿赴东海而死，也决不处小朝廷求活。秦桧震怒，说胡铨“狂妄凶悖”，让高宗下诏除名，贬韶州。张浚、胡铨二公对杨万里的人格影响很大。或者可以这样说，杨万里早已对二公心向往之，在精神上引为同道、朋党。欧阳修曾说：“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终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

杨万里所处的南宋，偏安一隅，国情比较复杂严峻。为了求生存，采取韬光养晦政策，对内维稳打压，对外卑屈示弱，虽有百万军队，却无力抵抗金兵的侵扰。当高宗和秦桧达成和议为国是，便不顾权臣的反对，对异见分子强力排斥，甚至将主战派爱国名将岳飞陷害于风波亭，造成千古惨案。

秦桧第二次拜相在绍兴八年，死在二十五年，这十八年，和议成为主流，终高宗之朝从未改变。卑躬屈膝不能长久，绍兴十五年，金人毁约，再次发动战争。此后几年，南宋摇摆在和、战、受之间。和局已然打破，高宗显然也难以维持原来和议的“国是”，绍兴三十二年正月，赵构巡视建康，召见张浚，“卫士见浚复用，至以手加额”。六月，赵构逊位给皇太子眘。孝宗赵眘重新启用张浚、胡铨，并为岳飞平反，恢复原官，以礼改葬。高宗为形势所迫，自动下台，为孝宗收复中原，改和为战，打开了门户。隆兴元年，孝宗挥师北伐，由于宋军步调不一致，宋将李显忠遭到邵宏渊阴谋破坏，在符离被金兵大败。朱熹《朱子语类》卷一二七有论述：

上初恢复之志甚锐，及符离之败，上方大恸，曰：“将谓番人易杀。”遂用汤思退。再和之后，又败盟。

汤思退是秦桧门下，自此，他沿用秦桧时期和议的方针。秦桧余党乘机攻击抗金将士，弹劾张浚，孝宗动摇，罢张浚府，并下罪己诏。（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