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大经:鹤林(连载三)
大经在《鹤林玉露》乙编卷一《闲居交游》中,论及“自古士之闲居野处者,必有同道同志与之相与往还”,并从陶渊明、杜甫、李白诗中的“南村之邻”、“朱山人”、......

大经在《鹤林玉露》乙编卷一《闲居交游》中,论及“自古士之闲居野处者,必有同道同志与之相与往还”,并从陶渊明、杜甫、李白诗中的“南村之邻”、“朱山人”、“范野人”,与诗人之间的交往,推测他们非庸庸之辈。南村之邻,可以与陶渊明“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而朱山人,则在秋水消瘦之时,可与杜甫野航溪上,诗人说,“看君多道气,从此数追随”;这范野人,李白称赞他“闲园养幽姿”、“还倾四五酌,自咏《猛虎词》。”由此,难免让我们猜想,与大经在山林中邂逅的园翁溪叟,也非等闲之辈,其中必有高尚士也。

如果说,高士与野人,唯一的不同在于他们的社会地位和身份,而他们的共同点除了庸俗的阶级观和门第之见外,则多矣。而要类举其中几点,看来并非困难的事情。在激烈的宋代科举竞争中,考取进士并非易事,而罗大经和他兄弟罗应雷同时考取进士,则在当时应算是佳话了。罗大经的仕途生涯虽不能用坎坷来形容,但常年沉于下僚,对于一个有抱负的士人来说,如何都不能用满意来言之。从这个角度来看,大经的林下之志,和对乡野村夫的认同,有着自身贴己的体会在内。而对于庐陵这个文风鼎盛的盆地来说,自北宋欧阳修开一代文风之后,斯地风俗,“家藏诗书,人多儒雅,序庠相望,弦诵相闻。”加上这里历来是隐士、高僧乐于流连的场所,因而隐没在民间的高人,不在少数。故此,我们更可想见,罗大经津津乐道的如太古一般寂寞的山林里,有着世味无法体会的幽趣和雅乐,而与园翁溪叟剧谈农事只是表象,当有更深沉、雅逸的台词,隐藏在农话背后。

考虑到罗大经身处的时代,经历的皇帝和掌权的宰相都是委曲求全的主和派,而对带有主战色彩的官僚以及与之有牵连的士人,采取打压的态势。我们似乎又能为罗大经仕途不顺找到一丝理由:庐陵文化中,“质直”、“尚气概”已然是一种风气,君子重名,风俗尚气,因而在注重修身的儒家士人那里,往往将气节行义上升为忠义美德的高度去。往极端里走,一些士人为了博取清名,往往不惜以死相争。因而庐陵官员的政治色彩,几乎都是主战派,力主抗金,收复中原。无论胡铨、杨邦乂,还是杨万里,最后总是在最高的权威那里碰壁,其政治主张难以充分施展。而到文天祥时,宋室已如一个垂死的病人,不得不依赖那最后一剂猛药。文天祥将庐陵忠信仁义的风范发挥到了顶点,穷尽了个人可能的努力,但最后也挽救不了树倒猢狲散的宋廷,只能抱恨完成自己的名节,宁死不降,被杀于元大都。

罗大经的政治背景,是一片赤胆忠心的红色,但是在主和色彩的“绿营”里,这红色却刺目、扎眼,同时也为朝廷所警惕。因而罗大经一直不被重用,显然不是个人的努力不够,而是时势使然。

有一种猜测是,罗大经及第后,久不得差遣,无奈向在广西担任提点刑狱的范应铃及知容州的王太冲求援,在得到这些身居要职的人帮助后,方才得以任用,出任容州司法参军。仿佛出于对这曲折的从政生涯的戏剧性呼应,罗大经在抚州任上,作为徐霖的幕职官,一道被牵连罢官,从而终结了仕宦生涯。可谓有始有终。这也看出宋代官场的水很深,其中复杂的人际关系超乎人的想象。罗大经之所以向范应铃和王太冲求助,是因为二人都在曾在大经的家乡吉安做官。范应铃曾出任吉州知州,王太冲则曾为吉水知县。大经父亲罗茂良,作为一个八品官员,和一个当地有一定知名度的士绅,与前者多有交往。因而罗家与前者构成一种世交关系。

对此,学者王瑞来说:“从宋代肇始的大规模的开科取士,不仅形成了新的士大夫政治,也形成了新的士族。同时科举制度不仅衍生了门生故吏这样的纵向关系,也在同榜及第者之间结成了同年这样的横向关系。两者不仅是制约士大夫政治的重要的人际关系,而且对社会生活的层面也产生了很大影响。例如由科举为纽带而形成的联姻就成为地方上的重要的社会势力。每一次同榜的进士被记录在登科记、同年小录之类的像是同窗会名册中,在此后的政治生涯中互相提携就成为了彼此的义务。”可谓切中肯綮。

在坚如磐石的政治罗网中,想要占据一角之地,在士大夫地位空前提高、同时也竞争激烈的宋代,是非常不易的。由此可知,当年力求变法的王安石,直到彻底摸透了神宗的心思,被委以宰相之职,并肃清了政敌之后,方才敢放开手脚实行“熙宁变法”;而秦桧为了试探高宗意图,三次群臣退朝后,独自留下与高宗密议,两次让高宗对“和议”主张考虑三日,见其下定决心后,才从袖中拿出议和文字。

而王安石和秦桧,恰也是《鹤林玉露》涉及的人物中,出镜率最高的。在全书448则笔记中,对王和秦的记录分别记有26则和19则。

显然,在罗大经看来,王安石变法,是导致南宋偏安一隅的直接原因。虽然对其功过,历来存在两个极端的看法,至今仍是见仁见智。《鹤林玉露》记载,王安石年少时,三次候于濂溪门,而被周濂溪拒见。王安石愤然说,我难道不可自求于六经吗?此后不再求见濂溪。大经认为周濂溪知荆公自信太笃,自处太高,故意想磨他的锐气,哪晓得此公便不回头了。因此,他痛惜地说,再辞可以,三辞则有些过了。如果荆公得以从学濂溪,沐浴于光风霁月之中,以消解他的偏蔽,日后得君行道,就不会有新法的繁苛,也不会斥众君子为流俗,而社稷百姓可赖了。这个见解非常有意思,但细细思量,却也多少有些书生气和不切实际。

罗大经甚至将王安石与穷兵嗜杀的梁武帝混为一谈,进而认为他产生施法新政,是因为不善读书造成的。王荆公曾有诗曰:“物变有万殊,心思才一曲。读书谓已多,抚事知不足。”直陈读书之重要性,非读书不足以应事。大经认为荆公之过正在读书,质言之,则是不善于读书。不善于读书因而剑走偏锋,施政偏离大道,最后导致赵宋偏安南廷。

罗大经说“国家一统之业,其合而遂裂者,王安石之罪也。其裂而不复合者,秦桧之罪也。”

对秦桧,罗大经显然是切齿痛恨。有一则笔记,写足了秦桧的形象。

秦桧夫人,常出入宫中。显仁太后说,近来很少见到大的子鱼,秦桧夫人逢迎说,妾家有,将送百条来。回来告诉秦桧,秦桧大惊失色,责备她失言。情急下与幕僚商议,最后进献了一百条与子鱼相似的青鱼。显仁太后笑称,我说这个婆子老土,果然啊!

可见秦桧是化解危机的老手,其奸伪狡诈,和秦夫人虚荣愚蠢的形象栩栩如生。

《玉露》中对秦桧刻薄的言辞,还很多。但一则小青鱼足以见出作者态度了。

区区不足二十万字的笔记———《鹤林玉露》,自然无法全部披露大经的心曲,而想要从中瞭望他的一生,更不可能。遗憾的是,日月之梭如粗暴的碾石,早已将更多的历史信息压扁、碾碎。而那吉水乡间的风景———那丘陵、松岗还在,溪流与村舍依然———但又面目相异。我相信,风景是有气息的,而今日的气息不同于以往。曾经如太古一般寂寥的山林,曾几何时,变得喧嚣和浮躁,岑静的山林里,机器的轰鸣变得不可一世。但似乎又停滞下来了,乡间的静美走向荒芜,人们不知所踪。太古的气息似乎有些重回旧地,但掬闻之下,似乎又有不同。

注定,我们只能遥望古人的背影而不可及。我知道,其间的距离,比真实的太古,更加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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