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静日长》图  

◆李晓君

二

让我们来关注罗大经的家世。这样一个有高士情怀的人，究竟出自怎样一个人家？我相信，这样的人，以及这样的人家，在历史上并非绝无仅有。他们的队伍里，还可列上陶靖节、徐孺子、沈三白、魏兆凤……

散落在史册、笔记、方志里只鳞片爪的信息，给我们勾勒出一个并不完整的形象。这形象足以让我们眺望和想象。作为早于罗大经两辈的名儒杨万里，在鹤林童年的印象里留下了清晰的倒影———并因其卓越的声誉和道德力量，给一个孩童带来深刻影响。杨万里是南宋中兴大诗人，与陆放翁齐名。作为志在恢复中原、积极主战的庐陵前辈，他一生做过大官，也屡遭和议派的打击。晚年辞官回乡，在悠闲的田园乡居生活和壮志未酬的苦闷复杂心境中，度过了堪称长寿的余生。

对罗大经来说，杨万里的巨大身影，出现在红色丘陵、翠绿松岗，和暮晚蓝紫色天空背景中———彷如仰望的神一样。一切才华横溢的人，记忆里都有一个或数个偶像。直到有一天，（如有可能）他与偶像平起平坐，以俯瞰的视角完成自己人生的凤凰涅槃。作为杨万里的同乡———在南宋，这样的名字大约还可以列出几个：胡铨、杨邦乂、刘辰翁……他们，构成了一个强大的文化场，濡染着包括罗大经在内的后辈学子。在这些人物当中，大经只见过杨万里，《鹤林玉露》有记载———乙编卷五《月下传杯诗》：“余年十许岁时，侍家君竹谷老人谒诚斋，亲闻诚斋诵此诗，且曰：‘老夫此作，自谓仿佛李太白。’”

当一个孩童，听一个声誉甚隆的老者，自比李白———内心该受到怎样的震动？这样的印象注定是不可磨灭的。而他或许会心里嘀咕：这狂傲的老匹夫是不是疯了？杨诚斋《重九后二日同徐克章登万花川谷月下传杯》诗如下：

老夫渴急月更急，酒落杯中月先入。领取青天并入来，和月和天都蘸湿。天既爱酒自古传，月不解饮真浪言。举杯将月一口吞，举头见月犹在天。老夫大笑问客道，月是一团还两团。酒入诗肠风火发，月入诗肠冰雪泼。一杯未尽诗已成，诵诗向天天亦惊。焉知万古一骸骨，酌酒更吞一团月。不难看出，这诗是对李白《月下独酌》的致敬。《月下独酌》有苦闷，有惆怅，而诚斋这首诗则天真和狂放，二者风神俊逸的气息相仿佛。月下传杯，既是向李白的致敬，也是对前贤的延续！一种伟大的诗歌气质，在真正的诗人中间传递。这样的记忆是珍贵的，因为它曾经对一个少年，给予一种召唤，一种指引。

竹谷老人，名罗茂良。明代吉安大儒罗钦顺在《整庵存稿》卷九《桃林罗氏重修族谱序》有记载：“宋嘉定间有竹谷老人茂良者……”这个低级官僚，在明初内阁大学士、吉州人杨士奇《翠筠楼记》中也有记载：“吾闻宋有号竹谷老人者，高尚绝俗之士也。子大经及其弟应雷皆理宗朝进士。大经著书有《鹤林玉露》传于后世。”罗茂良官不过八品，《鹤林玉露》载：“嘉定间，余在太学”。依宋制，七品以上官僚子弟，可入国子监读书，八品以下子弟，则入太学———由此可知。

竹谷老人罗茂良，身上有清士风度，文采和谈吐不俗。他与同乡杨万里、周必大、曾三异等名流交往密切。作为杨万里长子杨长孺的同辈人，他们更是交往频繁，经常互相赠诗唱酬。虽然被父亲杨万里的巨大声誉所笼罩，但杨长孺还是以他的名节、清廉赢得了很大的名声。父辈们的志向和言行，对于罗大经人格的形成，不可低估。

虽然没有显耀的门庭，没有贵胄之家的名望，但罗大经却有鸿鹄之志，惜乎一直没有很好施展。他一生从政的时间并不短，但一直在做一些技术型工作，属于幕僚的角色，从未做过主官。至于他为何一直得不到升迁，则不得而知。因为性情？政治取向？还是别的什么？已难考证。我宁愿相信是命运的捉弄，将他埋没———考虑到，古往今来，被埋没的人不在少数，青史留名的人多少不是侥幸，便应看到，无法用逻辑的合理性来代替人的命运的偶然性和不确定性。

大经曾说：“高适五十始为诗，为少陵所推。老苏三十始读书，为欧公所许。功深力到，无早晚也。圣贤之学亦然，东坡诗云：‘贫家净扫地，贫女巧梳头。下士晚闻道，聊以拙自修。’”可看出，他虽任情自适，但并不怠惰慵懒，如果我们以为他一开始便消极处世，那就错了。他应有较高的志向，并自我期许很高。但是，在成就功名事业方面，他的确很不走运，以至于籍籍无名。无奈，退出官场以后，只好吟风弄月。透过如“太古”一般的寂寞山林，我们在欣赏他一份清真的风度时，也读出一份悲凉来。

大经很善于读书，往往能从一些细微处，发出振聋发聩之语。如《玉露》乙编卷三《以学为诗》一则，他以赵昌父“古人以学为诗，今人以诗为学”切入，认为自唐以来，学写诗的人无不呕心沥血，穷尽一生精力，却写不好诗歌。而反观古人，何曾以学为诗？回头看《国风》，无不出自小夫贱吏、妇人女子之手，而他们又从哪里去学呢？但他们语言优柔雅正，后辈经生学士，哪怕学一辈子，未必能写出一句来。后世学诗的人，因为胸中不醇不正，所以无法掩盖诗中的造作妩媚。以至于有贪财者作廉诗、求官者赋隐逸句，但终究会被读者识破。就连大名鼎鼎的白乐天，谁不信他旷达闲逸、意轻轩冕？但朱熹偏说，人称乐天清高，其实爱官职，诗中论富贵处，都说得津津有味，口水直流。白乐天之言都不可尽信，何况一般人呢？因此，杨诚斋说：“古人之诗，天也；后世之诗，人焉而已矣。”所言甚是。《玉露》中类似的论说，比比皆是。因此，后世治宋史和研究古典文学者，虽难以追踪大经人生轨迹，但对这部笔记较为重视，是有道理的。

虽然大经仕途生涯不详，但其被罢官的经过，还是被有心人考证出来。学者王瑞来认为，大经于淳祐十一年到十二年间，开始任抚州军事推官。此前，他官于岭南容州法曹掾（有说在辰州做过判官），至于他期满后任职于何处，似无从考，期间是否曾长期归乡居住，更无从得知。来到抚州临川后，大经已进入生命的晚岁———而他依然只是做个属官，可见他在仕途的失意。抚州知州徐霖，此前任右司郎中，因上疏理宗，对谏议大夫叶大有提出质疑，认为其人品不佳，不宜久做台谏，触怒了理宗，在斗争中失败，被贬出知抚州。叶大有却揪住徐霖不放，仅仅过了三个月，徐被弹劾，又被罢官。这场从朝廷延续的争斗，殃及了罗大经———作为徐霖的幕职官，他被一道免职。仕途生涯就此终结。

正是有了这个背景，我们理解大经《山静日长》的悠游自在，才有了更深切的体会。此时他真的是极度厌倦了衮衮马头尘的声利场。虽然，这次罢官，对他来说无辜而意外，他不会有很深刻的挫败感。但也给了他一个认清自我的契机，他应由此回望自己一生，蝇营狗苟于文山案牍，差强人意，压抑局促。虽不至于醍醐灌顶，但他是彻底地觉醒和退出。因而他全身心融入到山林怀抱，享受这悠游快乐的山趣。他显然无意于展示和谐圆融、畅快淋漓的乡野生活，多么令人神往———不是所有人都愿过山妻稚子、笋蕨麦饭、量晴较雨的日子。因而遁入山林，既是他主动的选择，其实也出于一种深沉的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