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过千遍，不及手抄一遍”。抄书，历来是读书人的传统。

苏东坡《与程秀才书》：“儿子到此，抄得《唐书》一部，又借得《前汉》欲抄。若了此二书，便是穷儿暴富也。”将抄成一书比作“暴富”，其乐不可支之状，形于言表。苏轼自己读《汉书》，也曾手抄三遍，出口成诵。宋代诗人李光，“尽日抄书北窗下”，乐此不疲。陆游至晚年，仍是“蝇头细字夜抄书”，未曾倦怠。

抄读最下工夫者，莫过于明代大学问家张溥。他读书，先抄一遍，然后将所抄之书付之一炬，再抄再焚，如是者七，直至闭目成诵，烂熟于心。他不惮苦读，给自己书斋取名“七录斋”。“七录”，看似辛苦异常，其实书经过反复咀嚼吸收，已化作自身精髓，大富于人！张溥学富五车，深得抄书三昧。

古人抄书，也多因为书籍难得或贫穷，买不起，故而每借得一本，必视如珍宝，抄完璧还。记写这类“书事”的名篇有宋濂的《送东阳马生序》：“家贫，无从致书以观，每假借于藏书之家，手自笔录，计日以还。天大寒，砚冰坚，手指不可屈伸，弗之怠。”不畏艰难，勤苦如此，但书成之日，感觉所有的付出都值得了。

古人抄书，还在于修身养性，温书怡情。晚唐诗人杜荀鹤的《闲居书事》有句：“窗竹影摇书案上，野泉声入砚池中。”书、文房四宝与自然野趣谐合，抄读之乐，怡然其中。明代名臣于谦则有更高的境界：“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忧乐每相亲。眼前直下三千字，胸次全无一点尘。”书如故友知交，晨昏相见，忧乐与共；读、抄使人脱俗，旨趣高洁。

古人为读到一部书，不但自己抄，有的还不惜钱钞雇人抄。最有趣的是清代大学问家朱彝尊。朱彝尊酷爱读书，尤好奇书。他听说著名藏书家钱曾撰写了一部《读书敏求记》，极欲览之。钱曾是明末清初大才子钱谦益的族孙，广有学问，这部《读书敏求记》，是研究版本学的专著，钱曾的呕心之作，珍爱备至，秘不示人。平日他锁在橱里，外出时，对家人也信不过，让书童带在身边。朱彝尊心里痒痒的，对之“觊觎”已久。他某日设宴，请钱曾和当地名流宴饮。觥筹交错间，朱彝尊伺机离席，暗中厚贿钱曾的书童，叫书童把《读书敏求记》借出，让预先藏在密室中的十几个抄书快手分头抄。半日下来，钱曾酒酣耳热之际，他的书也被抄成了。钱曾事后得知，无可奈何。朱彝尊自己再抄一遍，玩味无穷，之后将书刊刻，惠及世人。

朱彝尊博学，深得康熙赏识，康熙二十三年，他被召入南书房供奉。南书房是皇帝的书斋，藏书极丰。朱彝尊轮值时，看到罕见的珍本，自己抄不迭，就雇小吏抄，几天得一书。后被人上疏弹劾，朱彝尊遭贬斥。因抄书而丢官，他并不介怀，晚年写了一首小诗：“夺侬七品官，写我万卷书。或默或语，孰智孰愚？”用以自嘲，还带几分自得。抄书用以读，读而后知。古代读书人几乎没有不抄书的。

当代人也有爱抄书者。寻章摘句的就不用说了，整本整部的大抄亦大有人在。朋友热爱读书、书法，抄了《红楼》抄《三国》，抄了《三国》抄《水浒》，积数年之功，四大名著悉数抄齐。蝇头小楷，满纸玑珠，孜孜不倦，乐在其中。

我也曾体验抄书之乐，铺开素纸，恭楷抄录，任思绪随笔触伸进历史，感受千古风云，聆听世事兴衰；也沉湎于美辞嘉句，在诗情画意中流连忘返；在抄写默读中品味，听不见窗外熙熙攘攘，忘却了内心浮躁纠结，所写，所见，皆前朝风景，宁静淡泊，一泓秋水。

在心灵上，我们与古人分驰得太久、太远，抄读就是穿越，是接近古人精神世界的捷径。穿行于字里行间，叩问大家先贤，曲径通幽，柳暗花明，妙趣全在心会。

对于学生而言，山西作家杨红科在他的《抄书》一文中说：抄书，“手心合一，那是渗透到骨头里的东西，是学艺阶段的童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