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不朽的倾吐———读《红色家书》有感

一本书的厚重，来自于一段历史的厚重，来自于书写那段历史的生命的厚重。

母亲，是天底下最光辉、最温暖的词汇。母爱是人世间最永恒、最圣洁的主题。在《红色家书》中，我读到了一种至真的大爱、不朽的倾吐。

“宁儿：母亲对于你没有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母亲和你在生前是永久没有再见的机会了。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我最亲爱的孩子啊！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赵一曼，“甘将热血沃中华”的抗日女英烈。1936年8月2日，在被押开往刑场的火车上，她从容地向看守人员要来纸和笔，写下了这封遗书。“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牺牲的！”

宁儿，大名陈掖贤，1929年1月21日出生于湖北宜昌，这一天是列宁逝世五周年纪念日，赵一曼为他起名为“宁儿”。1954年，在东北烈士纪念馆，陈掖贤第一次见到母亲给自己的遗书，他看完大哭一场，手抄了一份留作纪念，回到家后，用钢针蘸着蓝墨水在自己的手臂上刺上了母亲的名字。这刻骨铭心的爱与痛，这刻骨铭心的苦难与传承！

同是母亲，1929年3月24日，革命烈士赵云霄在接到死刑判决书后，给生于监狱、只一个半月的女儿写下遗书：“我的启明，我的宝宝，当我死的时候你还在牢中。你是个不幸者，你是个世界上的不幸者！更是无父母的可怜者。”“小宝宝，我明白地告诉你，你的父母是个共产党员。”一份无奈，一份悲悯，一份无法回拒的骄傲与自信。只是，世道弄人，烈士陈觉、赵云霄的女儿启明，被祖父母从监狱接出后抚养，因体弱多病在4岁时不幸夭折。一代又一代的付出，让我们读懂这执著中的舍弃，这离别中的哀伤！

在《红色家书》里，母亲是烈士心中永远的牵挂。“自古英雄多患难，岂徒我今然！望爹娘，休把儿挂念，养玉体，度残年……儿去也，莫牵连！！”1928年12月，25岁的王孝锡，何其决绝，其“慷慨歌太平，从容作楚囚。暴刀逞一快，何惜少年头”,“死则为正义，生乃为人人。从今成永别，心惟双亲萦。”悲壮中的挂念，至今如泣如诉！

都是二三十岁的年龄，他们的母亲在承受丧子之痛时，也在承接一种期待、一种向往。1930年5月，25岁的江诗咏在狱中如是向父母道白：“加入共产党是为大多数工农无产阶级谋利益。今死于敌人之手，心中无恨。大革命成功，最久总不过三、六年。到那时，大人有历史之先劳，嗣孙万世之安乐。男之孝就在此地也。”男儿之孝重于山，只是心头已绝然。而1928年4月，23岁的卓恺泽在狱中想着父母的“年老衰弱”，直白“你们一滴滴的眼泪都会滴在我死鬼的心上，使我不得安睡。”他用革命的乐观主义向父母呼唤：“你们乐天知命的等着光明的来到吧！”这份预判，来自于共产党人的心中的自信满满。让人动容的更有1931年4月，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山东中共党组织的创始人邓恩铭，没有多余的话，以一首七言绝句向母亲决别：“卅一年华转瞬间，壮志未酬奈何天。不惜唯我身先死，后继频频慰九泉。”1921年至1949年，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用信仰支撑起另一种幸福，用舍生搏取着另一种新生。

作为母亲和面对母亲，无数革命烈士以爱与恨、知与行完成了关于母亲的精彩解读。而在《红色家书》里，我更幸运地读到了关于母亲的经典诠释。

1932年2月2日深夜，20岁的共产党人邹子侃被秘密枪杀于浙江陆军监狱。为着理想，为了斗争，在狱中，“邹子侃”们专门编就了一本密语字典，狱中特别党支部化名为“母亲”。这“母亲”，是“邹子侃”们心中的港湾、坚守的家园。

1931年4月，曾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山东省委书记的刘谦初，在就义前给妻子留下这样一份遗书：“爱护母亲！孝敬母亲！听母亲的话！”表达心底的炽热与忠诚。他笔下的“母亲”已不仅是那白发送黑发的母亲。她，让我油然而生咏唱起那段“党啊，亲爱的妈妈”的旋律。

从李大钊的《狱中自述》，到方志敏的《我们临死以前的话》，到夏明翰的《就义诗》，到毛泽建、吉鸿昌、杨匏安们的慷慨表白，他们的文字里流淌着对心中母亲的深沉倾吐、流淌着为信仰而死的从容期许。

一封家信，牵引着一个家庭的情感、血脉与荣辱。一份遗书，承载着一个政党、国家、民族的苦难与辉煌。捧读《红色家书》，我们的灵魂可以找到一泓清泉、一面镜子、一方归处。高唱母亲颂歌，我们的步履可以表达一种庄严、一份神圣、一路坚定。

但丁说：“世界上有一种最美的声音，那便是母亲的呼唤。”含泪诵读那封封用血铭刻的家书，那里有母爱的力量与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