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祖刚

2月18日，我读了新华每日电讯的《“发达”的广东人,为何“红包”最“小气”？》，再联想到小娟以交纳大学学费为由，要求父母返还5.8万元压岁钱而向法院提起诉讼一则新闻，顿觉如鲠在喉，心中泛起一阵苦涩。

给红包是中国流传已久的春节年俗，红代表驱邪避凶，压岁钱也取至压邪避祟的谐音,代表了长辈对晚辈健康成长的新年祝福。尽管生活条件好了，文明程度高了，但给红包的攀比风尚未绝迹，特别是一些经济落后地区，红包越送越大，亲戚之间因收入差异导致互派红包金额不等，还闹出意见，打起“肚皮官司”，一些人因不堪“红包”负担而把春节称为“春劫”。

但并非人人会卷入烦恼之中，在经济发达的广东地区,红包就没有展现出相应的“经济实力”。最流行的是5元、10元不等，20元以上面值的红包甚为少见。老人们红包里就是两张一元，丝毫不觉得拿不出手，照样换来晚辈一声“健康长寿”的祝福。

红包含有社会和文化两层意义，在广东，红包的文化内涵大于社会意义。过年时，很多人喜欢兑换新纸币发红包，广东人也不例外，只是大多人兑的是5元、10元的新币。

经济发展了，势必带来文明程度的水涨船高，对一些事物的理解也变得豁达、开明。

春节前，《经济日报》连续推出多篇提倡移风易俗，勤俭、节约、文明过春节的评论文章，乡村振兴，文明的振兴必不可少，这些文章的推出，传导的是正能量，是待人处事的风向标。红包事儿虽小，其实不小，以管窥豹，以小见大，对待小事的不屑，往往会影响处理大事的积极态度。

红包，只讲“意头”不比钱，多少随意，心到即可。重好意头让广东人表示发红包没压力，全国其他地方，是否可以效仿呢？